羁縻州制是唐朝创建的一种特殊行政区划，是以往历代官府未曾实行过的新政策。就字面而言，羁字的原意是指马笼头；縻字原意为牛靷。羁縻，喻牵制联系之意，借以形容天子与边疆四裔的关系，羁縻不绝。
唐朝立国之初，周边少数族内附以后，中央政府在其原住地设置一些不同于内地的特殊行政建置，有都护府、都督府、州、县等4级。这4级建置都带有羁縻性质，其中州是主体，只有极小的部落地区才设置为县。在管理上，州属于都督府，都督府属于都护府，都护府属于边疆的道。羁縻府州的都督、刺史、县令都是原来的地方首领，辖境也是其原来控制的领域。羁縻州首领由朝廷颁发印信，保持原有的称号与权力，自理内部事务，职位可以世袭，而“都督”“刺史”则只是唐朝所授予的一个称号。到唐太宗时，正式把它明确为一种有别于内地的管理制度，这就是羁縻州制。
一些文章分析羁縻州制形成的原因时认为，唐高祖、唐太宗父子，俱胸襟豁达宽仁，对于过去中国的夷夏观念极为淡薄，对于边疆四裔，都爱之一如华夏，待以恩德，所以特别创设羁縻州来管理民族地区。其实，唐王朝虽然空前强大，但鉴于疆域的辽阔，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加上受封建时代交通、通讯等条件的制约，不能不对边远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地进行管理。当然，在总结历代羁縻政策基础上，将其具体化为一种制度，则是行政管理上的一个进步，也是唐统治者一种明智选择。
因为有了羁縻州，唐代原来的普通州习惯上被称为“正州”，又称“经制州”。据有关学者考证，唐代有名可考的羁縻府州近千个，远比正州的数量为多。
贵州是唐代最早设置羁縻州的地区。《新唐书·卷四十三》载：“牂州，武德三年(620年)以牂牁首领谢龙羽地置。四年，更名柯州，后复故名。”设置于唐高祖时的牂州，是唐代见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个羁縻州。在这之前，西北地区虽也有类似的设置，但只是县一级机构。不过，牂州设置时，政府并未将它与内地其他州郡加以区别。唐太宗将羁縻州确立为制度后，陆续在今贵州境内设置了许多羁縻州，总数之多，超过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县级设置。
以羁縻政策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并不是唐太宗的发明创造。汉代在西域设置都护一职，增设17郡统辖四周各民族。又对所利用的土著贵族封以“王”“侯”“邑长”，让他们世代相袭，按照本地区行之有效的方式进行统治。这种办法，其实就是以“附则受而不逆，叛则弃而不追”为指导思想的一种羁縻政策。由于汉王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力度有限，只能认可已经以国君自命的地方势力的现状。这样，汉晋以后的贵州，也就一直保持着中央政府设立的郡县与郡国并存的局面。
唐朝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繁荣昌盛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在这样的国度里，自然不能像汉朝那样，让许多以国君自居的地方政权继续保留下去。羁縻州制的创立，便是一种让昔日民族地区的统治者既能享有权力，又受制于唐王朝一统天下的妥善之策。因此，唐代的羁縻州制，既是秦汉以来政策的继续，又是唐太宗李世民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个创举。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如何妥善处理内地与边疆民族地区的关系，如何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和睦前提下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管理，是历代统治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从秦汉统治者的羁縻政策，到唐太宗的羁縻州制，这种演变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相对应的，只有在封建制度日趋成熟的前提下，封建的管理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完善。
羁縻州制对贵州社会发展进程的最大影响，在于它结束了战国秦汉以来，贵州地区郡县制与郡国并存的历史，开始了统属于中央王朝之下的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的时代。
秦汉之际，中央政府虽在今贵州地区推行了郡县制，但境内方国林立，形成为数不多的郡县与方国并存的格局。汉代设置的郡中，涉及贵州的有牂牁、武陵、巴、犍为等郡，但只有牂牁郡管辖的故且兰、 鄨、平夷、谈指、夜郎、毋敛6县在贵州境内，其他各郡的辖县，只有一部分涉及贵州。汉代在贵州虽有郡县设置，但都属于“边郡”，治所稀疏，疆域辽阔，郡县之间的界线也不甚清晰。这种郡县设置，并未影响到方国的生存。如夜郎县设置后，夜郎国依然存在，而且领地就在夜郎县的辖地范围内。
入唐以后，今贵州境内虽仍有大姓时期遗留下来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如阿者部、播勒部、于矢部、乌撒部等，但多集中于西部地区，对整个地区格局的影响并不大。
羁縻州制确立后的贵州，形成了以乌江为界的两片不同管理区。唐朝在乌江以北设置的，都是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官吏，进行有效管理的正州。其中管辖地涉及贵州的有黔中、宁夷、卢阳、龙溪、潭阳、涪川、义泉、播川、溱溪、南川等10郡。乌江以南设置的羁縻州多达50个，其中势力较强，管辖面较宽的有充、牂、琰、蛮、矩、庄、应等7个州。乌江以南的所有羁縻州，统归黔中都督府管辖。
如同贵州的气候多变一样，唐朝在贵州的州郡设置也时常发生变化。一些性质为正州的建置，过了一段时间，发现维持不下去了，只好将其降为羁縻州。这种情况在当时的贵州还不少，充州、牂州、琰州、矩州、应州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这也说明，唐朝统治者对贵州地区情况的了解，是逐渐一步步加深的。
唐太宗是继汉武帝、诸葛亮之后，对贵州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历史人物。他的羁縻州制，对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先秦时期，黔北地区因与巴蜀相邻，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超过南部地区。汉武帝的官方移民政策，又给这一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来自巴蜀地区的豪民，大都进入黔北和黔西北的交通要道和平坝地带，利用那一带土质肥美，耕作条件好，宜于垦殖的优势进行开发。这样一来，此前就已相对发达的乌江以北地区，更将南部山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唐太宗的羁縻州制，从政策上对乌江以南地区给予必要的支持。按照当时的政策，羁縻州只是名义上的行政区划，其版籍并不向唐朝呈报，也不承担额定贡赋。虽然少数羁縻州的版籍要上报户部，或因“愿纳赋税”而有少量负担，这类临时性的负担与正州向户部交纳的赋税不同，远比正州要轻，也不一定有定额。这种政策，为实行羁州制的地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生产与生活环境，对贵州南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如果说汉武帝的“通夜郎”和“募豪民填南夷”，率先打破了贵州高原的封闭状态，那么，唐太宗的羁縻州制则开始了贵州地区政治生活的一个新时代。较之以王、侯自诩，拥有独立武装的郡国，羁縻州郡与封建国家的联系更为紧密，与周边地区的交往也更为便利，这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交融，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