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最近读到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的《再见，平成时代》，里边提到一个好玩的词，叫做“御握”，说穿了毫不稀奇，就是日式饭团而已。作者说，“煞有介事的‘御’字显示它最早发源于宫廷女官圈子，后来普及到草根中来了”。

饭团当然不是日本人的专利，贵州人也极其热爱这一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糯米饭，是标准的饭团也。

之前在专栏里讲到过，贵阳糯米饭抟作一团，捧而食之。这个风俗的由来，大概跟本地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脱不了关系。所谓，“食惟糯米，不尽用匙等，半以手捏团食之”。

类似的吃法肯定不止贵州一地如此，上海包括江南的不少地区，有个常见的平民早点，叫做粢饭团。把蒸熟的糯米饭放在一个大木桶里边保温，揭开盖子就热气腾腾。卖家舀一团糯米饭，摊开后，稍微压一压使其紧实，中间放上榨菜、肉松和油条，再铺少许糯米饭，捏紧就可以吃了。

有趣的是，粢饭团也可以像贵阳糯米饭一样加白糖，变成了咸甜口。我们更狠些，是辣甜口。

不扯远，讲回这个“粢”字，读音有二，可以读作滋，也可以读成糍。粢跟餈可通用，本身就有糍粑之义。不由得联想到贵州人热爱的冬日滋味，热糍粑搭配引子面、黄豆面，也算是一种精加工后的饭团。

有意思的是，以大米为主要食物的东亚地区，打糍粑都是个常见的习俗。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在《米之力》一书里写到，关于打糍粑的机会，直至今天日本各地都是有其规矩的。根据时机的不同，其形状、名称也都各有定法，不容有误。在规定时机之外听到打糍粑的杵声，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人们甚至会怀疑自己的耳朵。

贵州人打糍粑，一般是在过年前。但除此之外，诸如修房子上梁、秋收又或者结婚等特殊庆典，也会打糍粑。蒸熟的糯米放到木槽里，两个人手持木槌，有节奏地你一下、我一下地反复捶打，极具画面感。而现打出来的糍粑，揪上一坨，蘸了引子面或者黄豆面吃，有不可替代的美妙滋味。

引子糍粑

《米之力》一书里写到的日本风俗，也很有趣。说是在长门之外的见岛，年底打糍粑时，最初的两臼制作“小饼”，第三臼做“御祝样”即“镜饼”。在做“镜饼”之前，取少量刚蒸好的糯米，放在“一升枡”中，献于神前，称之为“力饼”，人们相信食之可增长力气。而在筑前的志贺岛，“力饼”是正月献给荒神的“饼”，正月七日撤下，用其下所垫的白纸包裹，以草绳系住存放。

贵州人也会把糍粑长期保存起来，办法是制作成饼状晾干。过去没有冰箱保鲜，普通人家会把糍粑放在水里存放，但必须勤换水，否则很容易就坏掉了。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没有见过，在我小时候，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一个盆子，专门用来水浸糍粑。

干糍粑最妙的吃法，就是切片后放在火炉子上烤，等它慢慢胀起来，两面微微焦黄，喊作“壮猪儿”，简直再形象不过。用手掰开来，热气升腾，小心翼翼地蘸了白糖吃，这才是冬天的围炉之趣。

很多年前，跟一位老朋友到某个乡镇办事，人家正好在炉子上炕着糍粑，我们已经赶了大半天路，饿得前胸贴后背。他老兄一把夺过剩下的两块糍粑，让我先跟镇上的干部了解情况，糍粑他先帮我拿着。天知道，等我聊完天，转身跟他讨糍粑时，吃得只剩了拇指大一坨。递过来，一脸无辜，仿佛为了保住这一口，他还抵御了多大诱惑似的……好在朋友靠谱，赔给我一袋德芙巧克力，算是补偿。

往事堪怀，几时约他一起烤糍粑，人到中年，估计他也吃不下两大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