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把一个地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国弱便要挨打受欺。统治者虽然只顾保住头上的皇冠，中华民族的骨气却在民众中长存。于是出了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出了龚自珍、魏源、洪仁轩等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人物。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证明仅靠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于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他们与当时的顽固派公开论战，在全国掀起议论时政之风，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在各地创办新式学堂，出版时政报刊，力图通过维新变法实现救亡自强的宗旨。
崔晓冬 《李端棻与戊戌变法》 油画
对于这场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人们最熟知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和被称为“戊戌六君子”，遭杀害于北京菜市口的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人。作为戊戌变法运动重要领袖人物之一的贵阳人李端棻，却往往被忽略。而他在维新变法运动的高峰时刻，恰任职礼部尚书，是这场被称为“百日维新”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支持者。
李端棻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贵阳府属贵筑县的李端棻，字苾园，幼年丧父，由叔父李朝仪教养。其叔治家甚严，子侄中尤宠李端棻，视为已出，待之独厚。李朝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进士，以知县分发直隶（今河北），先后任直隶平谷知县、三河知县、大兴知县、晋南路厅同知、东路厅同知等职，并在三河知县任上，捐廉创建书院。他的这番经历对李端棻后来的求学、应试、仕途生涯及发展近代教育，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早年李端棻的仕途较为顺畅：咸丰二年（1852年）补博士弟子员，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乡试中举，二年会试中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内阁学士；同治十一年（1872年）任云南学政，后历任山西、广东、云南、四川及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及顺天乡试、会试总裁，全国会试副总裁；光绪十五年（1889年）任广东乡试主考，后迁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仓场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破格擢任礼部尚书。
经历丰富的李端棻，一生因他而起或与他有着密切关系的事件极多，综合归纳起来，其主要的社会贡献应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即：识才用人，为国举荐；力主变法，敢为敢当；发展教育，率先垂范；愈挫愈勇，老而弥坚。
李端棻手迹
除云南学政之外，李端棻在多达6省任过乡试主考官，甚至做过全国会试副总裁，可谓阅人无数。结合他本人深厚的学识功底与政治倾向，自有其审视各级考生优劣的标准。按照他根据当时国情所形成的人才标准，李端棻心目中的人才，必具“经世济国之大才，用以振衰起废、扭转狂澜，以堪朝廷大用、以负国家厚望”，其后方能成就一番事业。正如梁启超在《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中所言：“其历次典试，所拔擢皆一时之名士，世亦以此庐陵”。
光绪十五年（1889年）秋，李端棻以内阁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其时的乡试已隐含“经世致用”题意，李端棻阅卷时，发现名为梁启超的考生，文笔似“熔金铸史”，深以为赞，将其录取为乡试第八。到梁启超拜见主考官时，李端棻发现这一才华横溢的考生年方16，却能“娓娓道东西邦制度”，对其倍加赏识，并将视如同胞的堂妹李蕙仙许配予梁为妻。梁启超后来能与康有为并列为戊戌变法的两大领袖，与当年李端棻的慧眼识才不无关系。为了国家不至沦落为列强刀俎下的鱼肉，身在朝中的李端棻力排众议，大胆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等一批力主变法的出类拔萃之士，而这在当时的官场上，是有极大杀头风险的。
李端棻力主变法，敢为敢当。梁启超得李端棻慧眼赏识后，曾赴京师参加会试不中，其后结识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并与康有为联手发起“公车上书”，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首领之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光绪帝召见梁启超，“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大加奖励”，赏六品衔，并让梁启超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此时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启超的变法理论影响，以朝中大员身份力挺康、梁的变法主张。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绪二十二年（1895年）上《请推广学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维新主张，呈述旧式教育弊端，呈请在京城建京师大学堂，在各省建各级新式学堂。又于3年后上《变法维新陈条当务之急折》, 向光绪帝举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 18人。变法维新运动期间，更是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共同议定新法，成为满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员唯一敢言维新者。李端棻在维新运动中敢作敢为，属于这场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与中坚力量。
发展教育是李端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又一重大贡献，人们将其誉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可谓名副其实。还在“百日维新”的前两年，李端棻“念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向光绪帝上《时事多艰，需才孔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折》（即《请推广学校折》）。尽管当时已有同文馆、实学馆、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自强学堂等学校开设，但李端棻认为：皇帝虽有“求通达中外能周时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荐，以备擢用”的明诏，“然数月以来，应者寥寥；即有一二，或仅束身自好之辈，罕有济难瑰玮之才”，而原因正在于“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尽也”。意思很明白，不是缺少可培养的人才，而是没有采用新式教材、新的教学方法的机构，创办新式学堂已成当务之急。
后世以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为课题研究的人甚多，观点大都相近，而《请推广学校折》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的分析则较为透彻。其志曰：“其请自京师以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学，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入学者，则后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京师大学选择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择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以举贡，殿试奖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其请选派游历，则后来资遣学生出洋肄习新学之办法也。”尽管上述分析在某些事物发展的因果上不免牵强，但由中亦可看出，李端棻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创办的高等学府——京师大学堂正式创立。这所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李端棻正式提议，后康有为、梁启超积极推动，由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质的综合性高等学校，其后虽经历了“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一度停办，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得以恢复，并于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北京大学。据此，李端棻被后人公认为京师大学堂的创始人，自然也是北京大学的缔造者与奠基人。
从人格方面来看，愈挫愈勇是李端棻终其一生最大的特点。人们常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来赞扬英雄，尽管没有任何人想在李端棻的头上戴上英雄桂冠，但他以69岁高龄，在经历了一段长途流放之后，回到故乡依然壮心如初，却实属罕见。虽然头上失去了礼部尚书头衔，失去了朝廷这座舞台，但这只不过是让他在角色上发生了一次转换：从维新变法的倡导者与坚定的支持者，变成了以贵州为阵地推行变法宗旨的实践者与具体的执行者。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原籍，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病亡，6年中李端棻始终不知疲倦地以“开通风气，导引后进”为己任。自被贵州巡抚聘请主持经世学堂讲席后，他坚持“按月两开讲演，教以立身敦品根坻之学，备他日朝廷器使”。直到临终，李端棻还谆谆嘱咐子弟，贵州经费艰难，勿忘出资捐助学堂。
李端棻回到原籍贵州，没有如许多告老还乡官员那样，品茗饮酒、吟诗作赋、乐享暮年，而是老而弥坚，更奋勇地奔波在他自己《请推广学校折》中所言的强国宗旨上。他对维新思想的大力传播，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贵州官员，也激励了大批青少年。这些受过他熏陶的青年，如姚华、唐尔镛、王仲旭、任可澄、何麟书、桂伯铸等，后来都先后在不同领域展现才华，成为一代名人。
尤为难得的是，已愈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不辞辛劳，先后与一些具有维新思想者一起创办了贵阳师范学堂、贵州通省公立学堂等新式学校，掀起了贵州办近代教育的热潮。由于李端棻身体力行地鼓动有识之士尽力发展近代教育，以至贵州各地出现争相创办新式学堂的景况，接着又在省内括起了渡海留学、开阔视野之风。李端棻本人为发展近代教育的不遗余力，不仅加速了贵州近代化启动的步伐，更印证了他自己愈挫愈勇的人生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