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接到推销电话，这些人从哪得到我们的电话号码？

刚刚跟朋友讨论过某产品，为何APP就开始推送相关产品信息？

越来越多的人脸识别、指纹密码，这些个人信息会不会被不法分子利用？

5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布两周年。其中，个人信息保护尤为受人关注。《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专门规定了个人信息的类型、处理条件等内容。尽管如此，当前的现状是：部分个人信息依然在“裸奔”。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保护好个人信息？动静记者专访了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连光阳。

连光阳，法学博士，湘潭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湖南省《民法典》宣讲团成员。

识别性：个人信息的关键

个人信息，范围十分广泛。哪些信息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个人信息”呢？连光阳指出，关键在于识别性，“有些信息可以直接识别出自然人的身份，比如姓名、家庭住址、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等，有些信息结合起来可以识别出特定自然人的身份，比如性别、兴趣、爱好、职业、年龄等”。《民法典》采用了类型化的方式，对不同类型的信息，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保护。“对于私密信息，通过隐私权来进行保护，保护力度相对更高，侵权责任也相对严重”。连光阳告诉记者，“对于非私密信息，则通过引致规范的设计，引入到《个人信息保护法》进行规范”。

《个人信息保护法》于2021年11月1日开始施行，对于个人信息的处理规则、主体权利和义务、保护的部门等内容做出了全面的规定。“《民法典》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其实是相对比较宣示性的一些规定”。连光阳介绍，《个人信息保护法》被引入《民法典》之后，二者共同对个人信息的问题进行调整。

“人脸识别第一案”——保护个人信息，从我做起

在个人信息中，敏感信息尤其需要注意。连光阳告诉记者，“我们的生物识别信息、医疗健康信息、行踪信息，都属于敏感信息，这些信息会对我们的生命、财产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保护的程度要高一些”。

然而记者观察到，对于这部分信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重视程度不够。比如人脸识别，门禁的指纹识别等。

“视网膜信息、面部信息都是我们的生物识别信息，一旦被收集，就相当于这类敏感信息被他人掌握了，如果被不法分子利用，可能对我们造成财产损失。当你在提供这类信息时，就需要考虑清楚，是不是必须要提供？对方是不是进行合理利用？能不能给你提供很好的保护？提供之后，我们应该对其提出什么的要求？其实很多时候，主动权都在我们自己手上。”连光阳说。

事实上，对于生物信息采集引发的纠纷，此前已有相关的案件。郭兵诉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下简称“野生动物世界”），被喻为“人脸识别第一案”。2019年4月底，郭兵购买野生动物世界双人年卡，留下姓名、身份证号码、拍照并录入指纹。两个多月后，野生动物世界将入园方式，从指纹识别入园调整为人脸识别入园，并短信通知郭兵，要求其进行人脸激活，否则无法正常入园，遂引发纠纷。

杭州市富阳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野生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年卡时提交的面部特征信息，赔偿郭兵合同利益损失及交通费共计1038元。驳回郭兵提出的其他诉讼请求。2021年4月9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增判野生动物世界删除郭兵办理指纹年卡时提交的指纹识别信息。

媒体曾报道，郭兵表示，“对于人脸识别，我们需要谨慎使用。对于小平台和手机上的小应用，要谨慎又谨慎，遇到强制‘刷脸’，一定要维权”。对此，连光阳也表示赞同，“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最关键的就是提高自己的保护意识”。

证据意识——维权的核心！

如果发现自己的个人信息遭到泄露，大家还可以通过行政、民事、刑事的手段，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行政手段来说，我们可以向行政管理部门进行举报投诉。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的规定，可以向网信部门等行政机关举报，全国网信部门统一举报电话是12377。此外，如果你的个人信息被不法利用了，遭遇了电信诈骗等，可以向公安机关报警。当然，如果因为个人信息泄露造成了自己财产的损失，或者造成一些民事责任，你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连光阳告诉记者。

无论采用何种手段进行维权，连光阳认为，最关键的还是在于形成证据意识。“维权的核心，就是证据。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相关的证据固定下来。还是拿骚扰电话来说，骚扰的时间、频率，都需要固定下来，拿到证据之后，才能有效维权。”

信息流动和保护该如何平衡？

事实上，不少人反映，他们接到骚扰电话现象依然存在。有些朋友甚至会感觉被一些APP“监听”了，随便跟朋友聊个天，大数据就给推送相关的广告。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对此，连光阳表示，“《民法典》对于个人信息的规定更多地是一种防御性的保护。也就是说，只有当你的个人信息遭受侵害之后，才产生个人信息的保护的问题，它的预防性相对没那么强”。

除此之外，技术发展与信息保护之间一直存在一个“悖论”。“立法和司法中一直存在一个难题：就是如何达到个人信息的保护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之间的平衡”。连光阳说，“现在信息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一些技术的发展高度依赖于信息。就比如说互联网技术，它的发展对信息的自由流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也会带来一个问题，信息的流通性越强，那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难度也会越大。”

记者注意到，在《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之后，各地陆续审理了很多侵犯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连光阳也提到，“《民法典》出台以后，个人信息泄露的现象还是得到了很大的遏制”。

今年2月17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2020年3月，罗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多个住宅小区业主的姓名、电话、住址等个人信息共计14329条，以4180元出售给房产中介公司的黄某某。后黄某某将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分发给公司业务员进行房屋推销。经法院主持调解，两被告自愿承担检察机关主张的所有赔偿金额，该赔偿款用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公益事项，并主动在全国性媒体公开道歉并消除侵权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据了解，这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施行后，贵阳市首例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案。

“《民法典》出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随着个人信息获取技术的逐渐提升，个人信息保护的力度是很不够的。”连光阳说，《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相关内容的扩充，对个人信息保护问题进行了充分的重视，回应了新形势下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这是很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点击图片进入相关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