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近代史上有一桩逐渐淡出人们记忆的史事，那就是发生在1912年的“二二政变”。尽管导致这场政变的背景极其复杂，从发生到终结时间也十分短促，但其对贵州近代历史的影响却很深远。
1912年2月2日清晨，20余名荷枪实弹的士兵以谎称抓获土匪押解来交，闯入时任“大汉贵州军政府”五路巡防总统黄泽霖家。刚从睡梦中醒来的黄泽霖尚未弄清发生何事，便在一阵排枪中倒下身亡。同一时间，另一群士兵包围了军政府枢密院长张百麟的住宅，欲对其进行加害。适逢张百麟正如厕，侥幸躲过一劫，其卫队管带则死于乱兵枪口之下。政变发生后，张百麟匆忙逃离贵阳，在一群士兵掩护下，得以辗转逃至上海。整个事件虽然很快过去，但其掀起的波澜却一直延续，长期影响着贵州政局：之后的滇军入黔、革命党人惨遭屠杀、“黔人冤愤团”的活动等，无不与此有关。
关于1912年2月这场明显有预谋、经过精心策划的政变，诸多研究辛亥革命的论著都将其称为“事变”。这一提法始于何时，笔者查阅相关文献，但一直未找到直接出处。即便当年报道此事最早的《民主报》，也只以“张、黄贪功縻饷至巨，扰害治安，鸡犬不宁，干犯众怒”一语带过，而且刊文的时间还在事件发生1个月后的3月11日。而“政变”与“事变”虽只一字之差，却关系到对事件本身的定性。
说起来，“事变”在日常生活中多用以指世事的变化，最早出自《荀子·富国》：“万物得宜，事变得应。”后人加以引申，用来指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从这个角度上看，1912年黄泽霖之被杀、张百麟之被迫逃亡，视为“事变”也未尝不可。但若从少数人通过密谋，用政治甚至暴力手段等非正常途径实现权力转移的角度来看，当年的这一事件，实质上是通过刺杀手段，当场击毙了掌握军政府军事大权的五路巡防总统，赶走了总管行政的枢密院院长，从而实现了不改变原有制度与根本政策下的权力转移。因此，该事件在性质上应属于一场实打实的“政变”。
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贵州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看，“二二政变”的产生，既带有某种偶然性——包括自治学社这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自身所犯的错误，以及革命派的内部斗争，同时又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那就是地处西南边陲，刚从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摆脱出来的贵州，由于近代经济发展的滞后，资产阶级作为一种力量还十分势单力薄，政治上表现出比许多省区更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革命，贵州的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也速，失败则更快。
“二二政变”正如同这场革命失败的一份宣言。
曾经的青溪铁厂
在清末，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贵州的商品市场的确有所扩大，逐渐形成了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市场，货币财富开始聚集并向产业资本转化。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贵州商业资本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生产的联系，只能算初具规模，具有近代生产方式的工矿业屈指可数。当时，除官商合办的青溪铁厂外，唯一使用动力和机器生产的企业仅文通书局一家，余皆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作坊。在这样的经济状况下，贵州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仅尚未形成一股力量，更谈不上凭借自身之力独立登上政治舞台，以达到某种政治目标。
直至辛亥革命前夜，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已在贵州的某些行业或工厂中产生，但并不普遍，而且经营这些近代企业的主要人物，若非原先的旧官僚、盐商，就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即便那些废科举后涌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尽管极力拥护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主张办西式教育、主张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甚至不满清王朝的统治，其出身也多属于早年的官绅。
在这种情况下，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兴起，各省先后涌现出各种团体和政治派别的时候，贵州也同样出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组织。这些组织有拥护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有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有先赞同立宪后转向革命的。但在各种势力中，实力最强的无疑是以旧官绅为主的立宪派。
无可讳言，武昌起义后的中国，“独立”各省中大多仍由本省咨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只有少数地区在革命党的直接掌控之下。贵州的情况，诚如冯祖贻先生在2011年出版的《辛亥革命贵州事典》一书中所指出，“贵州军政府从成立之日开始，内部就存在着各种矛盾，其中既有革命派中自治学社和新军、陆小间的矛盾，更有自治学社与宪政派之间的矛盾，各种矛盾的纠结、发展，终于导致‘二二’事变的爆发”。这说明贵州辛亥武装起义虽然兵不血刃地成功了，大汉贵州军政府也得以宣告成立，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之间通过相互妥协形成的“革命联盟”，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揉合体。一旦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达到，长期积蓄的政治分歧，不仅不会因之消弥，反而会借助于各种机会加速引爆。
在辛亥革命前的贵州党派团体中，成立最早的是以张忞（又作张铭）、平刚为首的科学会。出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张忞，字悺普，幼读经史，中过举人，但受维新思想的影响，思想激进。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平刚，字少璜，思想与张忞同样激进，曾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际，因写下嘲讽对联，被革去秀才功名。张、平二人，联络漆运钧、彭述文、乐嘉藻等一批进步人士，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底在贵阳成立科学会，宣传修学与革命主张，并筹建寻常小学作为活动据点。后平刚、漆运钧等东渡日本，张忞联络一批先进人士在修文等地坚持革命宣传。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组织成立同盟会，在日本的平刚等均成为同盟会员，平刚担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当时在贵州省内发展的一批同盟会员，有不少是原科学会成员。科学会与同盟会贵州分会，无疑是辛亥革命前贵州最早的革命组织。
成立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自治学社，初建时一度以君主立宪为号召，《自治学社杂志》第一期刊登的《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中即有：“政府而实行立宪耶，吾人赞襄之，协助之可也；政府而无意立宪耶，吾人启发之，请铸之可也。”直到1910年全国立宪派组织三次大规模国会请愿活动时，自治学社也派员参与了其中的两次。但自治学社又是当时贵州省境内外内最大的党派组织，不仅全省建立分社47个，成员最多时还曾达到10余万人。
贵州宪政预备会成立的时间虽不如自治学社早，但其借助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的名人效应，社会影响很大。加上该会成员非富即贵，都是省城及各地的贵族或富商，社会影响力远远超出以平民为主的自治学社。而宪政预备会建立之后，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办企业、兴学校、办报纸等途径，将大批绅商网络在其会内，形成若干个政治倾向一致的组织圈。到辛亥革命前，其势力不仅足可与自治学社及其他革命组织抗衡，而且通过与封建官绅及地方团练的利益结合，将贵州政治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自治学社甫一成立，内部即有激进与缓和的分歧。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尤其在接受同盟会的主张、集体成为同盟会员后，学社上下最终走向了革命一途。但在这一过程中，内部的问题易于解决，与宪政会的分歧则是根本上的，从经济到政治各个层面都不可能调和。革命党与宪政党的斗争，可以说贯穿酝酿革命、武装起义、建立政权整个始终。当自治学社（一称革命党）在咨议局中占据大部分席位、深入新军和陆军小学中进行革命宣传、联络会党势力积极为推翻清朝地方政权而努力时，宪政预备会（亦称宪政党）却在教育界、舆论界大造声势，甚至以巡抚庞鸿书偏袒自治学社为由，买通京城御史上章弹劾，要求将其“开缺离省”。
武装起义以前，宪政派曾运用多种手段企图压制自治学社力量的壮大，但除“（兴义）刘显世家世忠良，宗旨正大，宜速电兴义，使募土著五百人，星夜来省，以资捍卫”的建议为巡抚沈瑜庆采纳外，其他的各种谋划，基本落空。即便到了革命前两日，宪政派一面通过中间人士与自治学社联系，表达“牺牲成见，一致动作”的意愿，一面却在盘算抢先一步成立为他们所控制的军政府，欲拥立巡抚沈瑜庆出任都督，以达主宰全省局势的目的。
可以想象，在如此复杂背景下形成的自治党与宪政党联合，内部是如何的离心离德。尤其在军政府的组成这个问题上，宪政党人并未取得任何优势。都督府由新军教练官杨荩诚出任都督，赵德全任副都督，黄泽霖因在革命中调度有方出任五路巡防“总统”；被视为最高决策机关的枢密院由张百麟出任院长，任可澄任副院长；立法院由原咨议局议长谭西庚出任。大汉贵州军政府这样的配置，虽然体现了两党在权力上的分配，但枢密院的权力远远超出其他机构。作为院长的张百麟不仅负责管理行政，还“赞划”军事，虽有宪政派的任可澄作副手，权力却主要集中于张的身上。这种情况也就成了其后一切纠葛的源头，自然是立宪党人万万不想见到的。
角色的转变往往容易导致人的头脑发热，犯下一些本可不犯的错，自治学社领导层的情况正是如此。
革命成功后，没有强大阶级基础的革命党人虽然运用手中的权力做了不少有益于国家和地方的事，如在南北议和中坚持正确立场，果断出兵援川和北伐，积极在省内建立各级政权保障财政供给等。但出于自身利益，也犯下了一系列错误，从而加剧了各种矛盾。其中包括出于防止新军力量扩大，有意培植自己的武装，在黄泽霖的五路巡防军外，为增厚实力，给刘显世带来的五百徒手兵发给枪械等。结果，在整顿巡防军、委任地方官员、推选国民代表、援川与北伐、招降土匪等问题上，一件件落入宪政党人的圈套。加上部分自治学社成员在革命成功后的骄傲与放纵，原先广受拥戴的自治党人日益失去民众的理解与支持，终于给立宪党提供了可乘之机。
于是，也就有了1912年的“二二政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