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新闻名记者王坪

在现代贵州历史舞台上，有一批值得被我们熟记的文化人物，他们是录入了贵州反清斗争中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平刚，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编纂任可澄、杨恩元，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的朱启钤，享誉全国的大书法家严寅亮、萧娴，著名出版家、作家、教育家谢六逸、马宗荣等。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贵州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的篇目，讲述他们的主要履历，介绍他们在文化事业上的突出成绩。

新闻名记者王坪

王坪（1917一1962年），又名王正模，贵州省遵义县团溪乡文家沟人，1917年9月13日出生。父亲是当地小有产业的富裕农民。王坪出生前其父已逝世，出世即为遗腹子，全靠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成人。王坪在团溪接受启蒙教育和小学教育。小学毕业后，他离家赴贵阳求学，先后就读于私立毅成中学和达德学校初中部。求学期间，震惊全国的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在贵阳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王坪，和其他进步师生一起投身到贵州地下党领导下的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中。不久，由于表现突出，王坪受到地下党的关心和重视，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积极地投入革命工作，参与办壁报、出刊物、搞演出、上街游行等活动。从这时起，他开始在贵阳各报刊上发表文章，这段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5年，王坪来到南京，结识了贵州同乡张立（张立，1949年初任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经张介绍，王坪到南京《早报》社从事记者工作。王坪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进步书刊，如《读书生活》《大众哲学》《大众政治经济学》《新哲学大纲》等，这对他后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闻工作，储备了重要的理论知识，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7年“七七”事变后，王坪因发表敏感新闻被国民政府以“妨碍邦交，危害民国”之罪逮捕关押，在狱中度过了年余的铁窗生活。这也使他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嘴脸，丰富了斗争经验。1938年获释之后，王坪来到武汉担任《新华日报》社通讯员，同时还担任了李公朴主持的“全民通讯社”的战地记者。他为了真实而生动地报道抗日战争情况，亲赴苏、浙、皖、豫、鄂、湘等省的前线及农村进行采访，撰写了大量新闻稿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39年秋天，中国国际新闻社社长、共产党员范长江在全民通讯社的新闻中发现王坪这位有才华的新闻记者，特意在湖南长沙会见了王坪，并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党领导的新闻机构——国际新闻社，任采访部记者。此后，王坪开始从事专业的新闻工作。不久，王坪即被委派前往广西桂林任外勤记者。在桂林一年多里，他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1940年初，王坪被抽调出来派往前线任战地记者。他凭着高度的党性和强烈的敬业精神，数次亲临湘北、桂西、桂南、粤北、浙东等抗日前线，在枪林弹雨之中，抢下了无数好新闻。同时，王坪还同其他记者一起，深入皖南和苏南沦陷区，访问新四军的战况，了解敌伪情况。在皖南，陈毅、粟裕两位战功赫赫的名将会见了他。他还凭着职业上的高度责任心，深入敌占区的上海、扬州等地采访。后来，他撰写了《铁军访问记》《项英将军印象记》《华东敌后纵横记》等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产生了较大影响。他采写的《斗阳口袋战》一文，获得广大抗日军民的好评。王坪还亲赴上饶采访顾祝同等重要军政人物，并设法从他们那里弄到通行证，到皖南绩溪、浙西天目山和敌后湖州采访，为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前方情况起了极大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际新闻社被敌人查封，范长江、夏衍、胡愈之、张铁生等撤退去了香港。王坪转移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报纸《力报》社工作。此后，他在《力报》一直工作到抗战胜利。其间，王坪在工作中也写出了不少好新闻。

抗战胜利后，王坪转移到上海。他找到同在《力报》工作的黄在文，并谈了打算自己办一张报纸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又通过原国际新闻社负责人之一的孟秋江，争取了党对他们即将创办的刊物的领导。1945年10月9日，名为《文萃》的刊物在上海正式出刊发行。

王坪在上海工作期间，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记者，除了要从事《大公报》的工作外，他还积极为《文萃》采写稿件，他用最敏锐的头脑，最迅捷的速度，对一些重大事件进行报道。他先后以“王坪”“自由”“辛频”等真名及笔名为《文萃》撰写新闻及通讯稿数十篇。这些材料充分表现了王坪的政治倾向，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例如，上海市民十分痛恨国民政府上海地方当局纵容包庇汉奸，在群众的要求下，当局表面上也只好对某些汉奸做出处理。王坪的《李泽是怎样垮台的》一文，揭露了汉奸李泽的罪行；又如《人民不死——记“一三”上海人民大游行》一文，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反映了上海人民声援昆明人民的斗争以及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强烈愿望。此后不久，又发生了特务殴打请愿和平代表马叙伦的南京“下关惨案”，王坪立即采写了《反内战的巨浪激动了上海》，报道了上海人民欢送马叙伦等的盛况，反映了群众高昂的斗志。著名国际期刊撰稿人杨枣被国民党特务迫害致死，王坪在悲痛之余，写出了《杨枣（杨潮）之狱》，报道了杨枣被迫害之经过。随后，他又写出了《永生的死——记杨枣追悼会》。当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到上海时，王坪十分愤慨，他立即采访了李公朴的战友沈钧儒先生，撰成《沈钧儒谈李公朴》一文，通过沈老之口，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暗杀政治”，追述了李公朴为抗日救国，为争取民主与自由所做的贡献。

王坪的重大题材的新闻报道、通讯、述评还有《青年党往何处去》《蒋匀田的“三变”》《民主党“清高”吗？》等。他的《上海巴士底狱之围——11月30日上海摊贩事件特写》反映了国民政府为整顿市容和数千摊贩发生冲突的情形，表扬了敢于同国民政府做斗争的民众，一时在上海反响强烈。他的《记上海学生抗暴大游行》，报道了1947年元旦下午2时，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二十七所高校一万五千余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女生的暴行。又如《较场口搬到上海——记“二九”爱用国货惨案》《张群的狐狸相》这些通讯述评，不看内容，仅看标题，就可以看出王坪非同一般的政治勇气，看出他对人民争取民主、反对专制的颂扬与讴歌。

1946年6月，王坪转入上海《文汇报》做政治记者。1947年5月24日《文汇报》被迫停刊后，王坪按照党的指示，秘密离开上海到哈尔滨。王坪先在东北局城市工作部当秘书，同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王坪调入东北局宣传部文协办的《生活报》任编委兼副总编辑。1949年8月，他又调《东北日报》社任特派记者。抗美援朝战争中，王坪亲赴朝鲜前线采访。王坪在前线采写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新闻稿件，并利用所闻见的素材，写了一部中篇小说《突破临津江》，许多章节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1954年9月，王坪调入《辽宁日报》社工作，他以充满激情的笔触，讴歌党，讴歌人民，讴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王坪撰写的有些稿件，还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入《经济建设通讯报告选》，有的稿件出版了单行本。

王坪同志一生以笔为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工作，是一位杰出的新闻战士。

参考文献：

1、唐承德：《贵州近现代人物》，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编，1997年。

2、范同寿、熊宗仁：《贵州抗日救亡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

3、金建刚：《以笔做刀枪》，载遵义县政协党史研究室编《壮哥行》，1992年。

4、《贵阳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贵阳党史工作委员会编，1986年。

5、唐弘仁：《在复杂的斗争中受到锻炼》，载《往事遗痕》（三联书店联谊丛书之一），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