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诸葛亮的话题忽然多了起来。喜欢标新立异的先生们，给生活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这位古人，新做了许多顶帽子。有人说他“不像军师，倒像管家”；有人说他是“伪智慧”“假忠心”，是“中国史上最虚伪的男人”，还有人拿他与贾诩作比较，认为给后人的价值不如贾诩大，等等。别人的看法我们不便妄加评论，但诸葛亮在贵州的影响和他对贵州人的贡献，却是无法被随意抹杀的。
战国时期的庄蹻和西汉年间的唐蒙，都是进入贵州的重量级人物。庄蹻的身份是楚将军，唐蒙的身份是郎中将，虽然官阶都不算低，却都称不上政治家。真正以政治家身份进入贵州境内的，是三国时期的蜀汉丞相诸葛亮。
夜郎王兴被诛除后，贵州的政治局势一度显得比较平静。但到王莽建立新朝，为了附会符命，随意更改郡县名称，恣意贬低少数民族侯王的等级，无缘无故地将句町王贬为侯。这种倒行逆施激化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句町王“怨怒不附”起兵反叛，周围各部纷纷响应，贵州的政局由此陷入动荡。
东汉以后，中央政府分崩离析，贵州境内的大姓势力趁机扩充实力，地方社会秩序时而平静，时而纷扰。尤其到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政，政治极度腐败，下层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豪强势力更是抓紧时机割地称雄。
公元196年，曹操将汉献帝迁到许都，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三国鼎立时期。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建立蜀汉政权。蜀汉是在曹魏和东吴夹缝中生存的小国，实力远较魏、吴为弱。对于这个政权来说，南中地区能否安定和臣服，直接关系到能否消除后顾之忧北上与曹操争夺天下的大计。
担任蜀汉丞相的诸葛亮，未出茅庐就做出了“三分天下”的预测，他曾明确向刘备提出政策建议，主张“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诸葛亮这番议论的精辟与正确，为后来的局势发展所印证。
初创时期的蜀汉政权，没有力量控制南中地区的局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姓们胡作非为。刘备虽然任命费诗为牂牁太守，派李恢到毕节、大方一带屯兵，做庲降都督，仍然遏止不了大姓势力的膨胀。待到223年刘备死，刘禅继位，早已按捺不住的大姓们，终于公开扯起叛旗，同蜀汉政权展开了争夺地盘的较量。
魏晋时期，南中地区的大姓势力和夷帅左右着当地的局势。夷帅又称为“叟帅”，是当地少数民族中拥有一定实力的贵族，由君长、侯、王等发展而来。如越嶲郡夷帅高定据有越嶲郡，拥有大量私人武装，朱提郡夷帅于陵承也有很大势力。南中大姓在西汉末年已经显现出尾大不掉，到了东汉末年，势力更是急剧膨胀。当时，建宁、云南、兴古和牂牁4郡的焦、雍、娄、爨、孟、量(董)、毛、李等大姓都很跋扈，尤以其中的爨、孟两姓的势力最大。
率先与蜀国对立的大姓是益州郡的雍闿。他乘蜀汉新败于夷陵，刘备病死，蜀国自顾不暇之机、公开投向东吴，并宣称自己投吴的理由是:“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派分，正朔有三，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为换取孙权的支持，雍闿捕杀了蜀国益州太守正昂，又将继任太守张裔捆缚到东吴，孙权随即任命他为永昌太守。
在雍闿的利诱下，永昌郡人孟获到各地煽动反蜀，身为牂牁郡丞的朱提大姓朱褒，越嶲郡夷帅高定相继起兵响应。一时间，除永昌郡的吕凯、王伉等闭境自固，坚持拥蜀外，其他各郡“并皆叛乱”。蜀汉在南中的统治，陷入岌岌可危状态。
三国时的南中，指的是蜀汉南部的越嶲、益州、永昌、牂牁四郡，即今大渡河以南的云贵广大地区。雍闿叛乱之初，势力并不太强大，但他不断在民族地区散布谣言说：“蜀汉朝廷要大家交纳胸前全黑的乌狗300头，螨脑3斗，3丈长的斫木3000根，你们能拿得出来吗？”经过他的不断威逼挑拨，叛乱活动逐渐扩展到整个南中地区，对蜀国后方形成严重威胁。
对待雍闿等人的这场叛乱，诸葛亮坚持安抚南夷稳定后方的既定政策，曾通过下书劝降，继续委派官吏赴任等办法化解矛盾，但都没有收到效果。为确保后方稳定，诸葛亮在与东吴结好，切断雍闿与东吴的联系后，经过两年多的准备，决定率军平定南中。
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蜀军兵分3路展开平定南中之战。左路军由门下督马忠率领进攻牂牁朱褒部；中路军以庲降都督李恢为主帅，出今贵州毕节向益州郡进击；诸葛亮本人亲率主力右路军进攻越嶲郡。在这场战役中，诸葛亮采纳越嶲太守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出发前向全军发布《南征教》，强调心战为主和宽容的作战方针。蜀军首先攻克越嶲，杀叛首高定。当时，雍闿已被高定部下所杀，蜀军利用有利局势，渡过泸水，追击继续顽抗的孟获，最终以七擒七纵之法令其降服。马忠一军在牂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击败了盘踞在且兰的朱褒军，斩杀了朱褒。
历时半年多的南中之战，以蜀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终。进军过程中，诸葛亮并没有进入今贵州境内。他的右路军由成都南下，先抵达僰道(今宜宾)，经安上进击越嶲的高定，之后，又于5月渡过泸水接应李恢军。但他的回军路线却是由今云南晋宁，过曲靖进入贵州，经过黔西北的威宁、赫章，再北上返回僰道的蜀军大本营。文献记载诸葛亮进入贵州的时间，大约在公元225年的岁末。史籍中有“丞相亮南征，济火积粮通道，佐丞相擒孟获，命世为罗甸君长”的记述。济火被封罗甸国王的事，便发生在诸葛亮回师途经贵州期间。
诸葛亮是历史上进入贵州境内的第一位政治家。他在贵州推行的各项政治和经济政策，充分展示了他的管理才能。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将原来的南中5郡改设为7郡。当时，部下看见他继续重用当地夷帅，表示不理解。诸葛亮用这样一番话道出了良苦用心:“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故耳。”
其后，“不留兵，不运粮”，实行“夷汉分治”，成了南中战后诸葛亮统治政策的中心内容。他在今贵州西南置兴古郡，治宛温(今兴义)；分牂牁郡的一部分归建宁郡，又以马忠为牂牁太守。马忠“处事能断，恩威并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死后被当地民众立庙祭祀。由于诸葛亮执行“以夷治夷”政策，降服后的孟获曾官至御史中丞，朱提郡的孟琰也被授予辅汉将军职。
举秀才贤良以补人才之不足，是诸葛亮在贵州等地推行的又一项政策，他还要求蜀汉官员尽量不介入当地少数民族事务。这些措施、既给少数民族提供了宽容的自治空间，又不以丧失蜀汉政府对当地的统治为代价，可谓刚柔相济，既得人心，又两相受益。
配合政治上的“抚慰”政策，诸葛亮在贵州等地区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帮助当地改变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铁型、牛耕等，开始在贫困山区出现，一些地区种上了稻谷，冶铁、织锦技艺也得到了推广。诸葛亮还大力提倡和传播内地文化，以图谱形式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封建文化宣传。这些措施，对贵州等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生活，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南中战后，巴蜀与南中地区的产品交换日益频繁。南中的金、银、漆、朱砂、牛马、犀革、麝香等不断运往内地。蜀国的货币也大量流入贵州。《贵州通志・金石志》载:“直百五铢，今黔地多有出土者，有钱背左有直书为字。”这是一种经济繁荣和商业交往频繁的反映。
当然，南中经济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蜀汉政权。经济发展了，各族群众为蜀国提供的物资也就多了。战后，南中的民众不仅要向蜀国“输租赋”，还要缴“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供军国之需”。《华阳国志》说:“南中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这实在是对南中之战结局的最好注脚。
“不留兵”“不运粮”的决策，使蜀国从南中地区得到了实惠，更显示了诸葛亮的政治家风范，使他在贵州各族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尽管诸葛亮本人只到过贵州的西北地区，他的威望和影响却遍及整个贵州。在贵州，不仅许多县市有“诸葛营”“诸葛察”“诸葛井”“诸葛碑”“诸葛庙”一类与他有关的地名或建筑，民间还保留着施放“孔明灯”敲打“诸葛鼓”的习俗。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各地修建的“武侯祠”就多达十余个。
诸葛亮的统治政策和他对贵州的经营，是他在贵州各族群众中长期享有崇高威望的原因。迄今为止，我们还未看到哪一个古代历史人物，在贵州受到如诸葛亮这样的敬仰、崇拜和爱戴。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