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如果说起音乐启蒙，便要先说一说乐器。西方乐器如提琴、钢琴等发出的声音就像一个长年患重感冒的嗓音一样，扬眉吐气的主要还是笛子、二胡等民族乐器。手风琴一直在中国很普及，那个巨大的拉长缩短地演奏起来，拉出了西伯利亚的《三套车》味道，好像那风箱里灌进的就是俄罗斯凛冽的风似的。

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实在因我没有把握凭它的身段是否有资格进入“乐器”之中，这“东西”就是口琴。口琴给了我勇气，这是我连简谱都不懂的人唯一会的乐器。尤其拿手的口琴曲是《游击队之歌》。不管怎么说，俺也好歹“音乐”过，还是资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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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五岁时，被寄放在南京那个叫钓鱼台的地方，外婆家的一个邻居，几乎天天晚上只唱一首歌《乌苏里船歌》。“阿拉赫里拉，阿拉赫赫里拉赫赫里拉••••••”一个男高音，一路“阿拉”下去，仿佛没有尽头。当时我并不了解这是一首什么歌，却奇怪地记得他发的每一个音，是那段日子里的“黑胶片”，也是音乐启蒙。

钓鱼台中段插出一条长条石铺就的下坡路，青石条又大又宽、气势非凡，直抵秦淮河一渡口，据说是明朝时一个重要的丝绸转运站，后来废弃了。转运站附近有一个马棚，有几匹骡马被拴在明朝的石槽旁。它们除了发出嚼甘草和几把黄豆的声音，很少有其他动静。倒是街口张家养着几头驴不安分——用南京话讲就是“小炮子子”，有事无事都会“啊欧啊欧”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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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河水可以浣洗、游泳，但也可以刷马桶，现在想来很恶心对吗？那时却不十分在意的。马桶里放进一些蛤蜊壳，竹子扎成捆，下端被蔑刀分开成刷。女人使劲搅动贝壳，热闹的脆生生的金属般的声音通过具有音箱效果的木质的腰鼓形的马桶上端发出来，踏着河水一路下去。在清晨，在霭晚，这样的混音效果构成了一首奇妙的音乐。若干年后，当我听《多瑙河之波》时，我的脑子里就冒出了这个比较重口味的景象——真对不起罗马尼亚的作曲家扬•伊万诺维奇同志。

事实上，在我的音乐启蒙中，《乌苏里船歌》的那段“阿拉赫里拉”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市井里的鲜活。城南老房子只是一粒粒待创作的凝固的音符，如果没有人的日常生活在其中的“谱曲”、“弹奏”，那还是一个五线谱上排列的“蝌蚪”罢了。这个男高音的歌喉连接着如此多的记忆深深地滋养着我，尤其滋养着我心中自己都难以发现的荒原。如果没有那段“阿拉赫里拉”，我可能对南京古城的认识就不会那么深。音乐以她的方式教会我：每个人心中的音乐需要那个人的视觉和嗅觉去共同搭建、驻守心中，光是听觉的音乐只是流行曲罢了。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高楼万丈平地起》等陕北民歌是我生平首次会全版本唱出的歌。歌里同样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在南京鼓楼医院，我尚未成人。躺在病床上一边咬紧牙关让医生撕裂阑尾炎穿孔开刀特地留下的小刀口，换那个插在里面的被脏污堵死的插管，一边用没有喉结的尖细嗓子哼和着病房里高挂的喇叭里的《高楼万丈平地起》，然后等着医生病友母亲夸我勇敢。据医生说，如果我再迟一个小时，穿孔的脏污将会结束我的小命。这回的音乐教育伴随着一个过早落在我心中的字“死”。由此，音乐以达观的陕北民歌曲调和生命、勇气与当时的我十指相扣。时至今日，我对陕北民歌都心存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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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定情歌》想起的是一个姑娘，那一段惬意的日子，比现在惬意。

八十年代我因为那个姑娘，在康定住过一阵。尤其喜欢中分小镇的湍急的折多河，翡翠色的水，和田玉般的激流，不知疲倦的哗哗倾诉声。

康定 图片来自网络

每天早上七点，整个县城的大喇叭们都在唱着一首歌，每天曲目不变。倚着跑马山的小镇，喇叭们不同步地播着，使歌声听起来像是不断重复的和声。在折多河的拍子声里，把这首当地引以为傲的歌曲演绎的如此有趣，虽然絮絮叨叨，竟不让人生厌。我忘不了那个小镇，弥散着煨桑烟松柏香的空气、低的一跃跳起便可扯几尺裁衣的淡云、密匝匝细雨洗濯的绿的滴绿的山、春潮涌动激越的河、那首溜溜的歌、那绺美丽的马尾辫……

我一直再没有去过康定，很想，可总是犹豫。那首“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是情歌，可“溜溜”二字在我的字典里分明是一个年轻的胴体，一个散发着年轻气味的溜溜的胴体。那时在康定的我也正当年华。而今的我早已配不上我的记忆，更配不上记忆深处的康定。

而且，我担心小镇的康定如今阔得会令我心碎——我见过太多镶着金牙的城市了——我可不想把原本就是用502胶水粘起来的心再碎在康定。

从乐曲演奏到盒式、便携式，再到大如挂式空调的八喇叭；从单声道双声道到四声道，无论演奏的形式如何变，一直没有变的是唱歌的人：张帝、刘文正，还有就是永远的邓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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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岁月走多远，或是再也走不动了，邓丽君都驻留在我们心中。音乐的力量，有时取决于谁给予我们而不仅仅是音乐本身。

你的音乐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