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书店一楼的文学区，我设有“欧美大家”专柜。这个专柜的选书我当然不会根据任何一本类似于《理想藏书》或者《西方正典》之类的指南来陈列，而是根据我个人的喜好摆放。比如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书。

发现这个作家是因为“爱屋及乌”——我年轻时读伊凡·蒲宁，看过很多翻译版本，最终觉得戴骢的行文最优美——译者戴骢。如果说中国作家有和巴别尔比肩的话，沈从文。两个人都有着传奇的经历，他们的文字都有着直刺人心的冷峻力量，是那种令人胆寒的冷峻。这是任何钢铁武器都不能及的。这种冷峻是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人才可能折服——哪怕这和他的意识形态相冲突。当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问世后，苏维埃开国元勋布琼尼威胁要像剁白菜一样用马刀切了巴别尔，而另一个苏俄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却承认巴别尔不愧为苏俄最优秀的作家。

往往冷峻笔调的作家都有着一颗包裹着严实的人文精神的心。沈从文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结尾处“曲调卑陋的声音却清圆悦耳。我知道那是由谁口中唱出且为谁唱的。我站在河边寒风中痴了许久。”是这种人文精神，巴别尔的《德·葛拉索》也是。

一个孩子偷了他父亲的一块表，抵押给了黄牛老大。倒卖演出戏票的孩子在悉数还钱时，虽说时间不长但已经戴惯了这只金表的老大却不肯还表了。“他就是这么个脾气。”巴别尔轻描谈写道：“而我父亲的脾气跟他一模一样。”在两个无赖之间的“我”，只能准备逃亡了。就在这时，老大的老婆出场了：“这个女人身体之壮，适宜于当掷弹兵，身躯之硕大，好比草原，而在草原的尽头则是一张布满皱纹、神情萎靡的小脸盘。”感动于刚刚看完德·葛拉索剧团的演出的这个女人迈着沉甸甸的步子边走边训斥着“二流子”丈夫，“现在你看到什么叫爱了吧”。

施瓦茨太太“泪水簌簌地从她呆板的眼睛里流出来，缀有流苏的披肩在她肥大的肩膀上颤动”。走在前面，“我照例跟在他们身后，饮泣不止”（巴别尔不露声色地表现孩子的机灵），终于，不知是歌剧里的爱还是现实中的“我从你（她丈夫）那儿都得到了些什么”的无爱起了作用，“施瓦茨太太在停止说话的一瞬间，听到了我的哭声，便回过身来。她瞪着呆板无神的眼睛对'二流子'丈夫说，'要是你不把手表还给孩子，我死给你看······'”

至此，“吝啬”的巴别尔没有一个好词给施瓦茨太太。但，这个指挥词汇大军的大师用这样的文笔结尾《德·葛拉索》：
“他俩走到转弯处，拐向普希金大街。我一个人落在后边，紧紧地攥住表，突然间，我从未如此地清晰地看到林荫道上照得亮晃晃的树叶和普希金青铜头像上月亮幽暗的反光，我第一次看清了我身边一切事物的真实面貌——平静和难以言表的美。”

小说的生动鲜活活像刚从地里拔出来的。博尔赫斯这样评价巴别尔的《红色骑兵军》：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书”，“具有音乐性的语言风格，与几乎难以形容的残酷的场面描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好的作家总是以尊重读者智商而写作，他们不会去制造苦难和幸福，他们不动声色把他们眼中的世界通过心灵过滤呈现给你。心灵过滤于无形，价值于其中。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在作祟。

一个作家作为参与者抑或旁观者经历历史事件，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在他们的创作中打上亲历者的印记似乎成了一种值得赞许的品行，“智慧，至少保全了学术。要是勇敢，就不会有某某大作······”。他们各自暗自庆幸且互相弹冠相庆。至于配得上配不上经历的这个事件，精致的犬儒是不会在意的。

平民的麻木多半出于无知，中产的麻木则多半是精算后的“大智若愚”，而知识分子的麻木则不仅是自渎，而且是有害的。因为我们的麻木而导致的无所顾忌的糟糕，使我们生存的社会的可怕不会像荨麻疹一样蔓延而只会像癌细胞一样轻柔、富有耐心地包裹着我们的肉体和灵魂并等待最后一记漂亮的KO拳。

我对当下任何流行文学作品都抱有极深的偏见而无视，支撑我“偏见”的是另一个犹太人，获得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埃利·威塞尔的哀叹，“可怜的一代。可怜的人类。可怜的孩子们。我们把你们丢在身后，我们为你们而悲伤。”

回到《德·葛拉索》。读完后，我一直无法确定：是歌剧的艺术解冻了施瓦茨太太的心，还是人性的温暖打动了伊萨克·巴别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