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食和美景相伴,旅途和人生都难称完满,有机会的话,最好不要错过。在“逛吃贵州”的青绿山水、寻常巷陌,有一个看得见、遇得到、闻得着、吃得上的贵州等你来。
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贵州人嗜辣,世人皆知,至于个中原因,有个流传已久的说法,是认为气候潮湿,冬季阴冷,故以辣椒为食,抵御寒湿。
我却一向不大同意,阴湿多雨的地方何止贵州一地。就湿度和冬天的气温而言,东南沿海好几个省市都比贵州为甚,却偏偏闻辣色变,不敢亲近。
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浙江老家的二舅公来贵阳出差,带我上街,看见肠旺面,上面厚厚一层红油,惊叹不已,居然立马排队买一碗,让我吃给他看,更加诧异,“嘎许小人,都能吃嘎许辣的面条”。
翻译过来,就是说,“这样小的孩子,都能吃这样辣的面条”。
我自己对贵州人食辣有个解释,认为最根本的起因是缺盐。贵州不沿海,同时也少盐井,加之历史上交通不便,贫瘠落后,导致调味料缺乏。辣椒传入后,普及迅速,道理很简单——这玩意虽说辛辣,但的确太能下饭,于是发展出丰富的制作方式,发扬光大。
《中国食辣史》 曹雨 著
老友杜彦之最近送我一册《中国食辣史》,展卷便不能释手,一口气读完,其中最得我心的,便是作者曹雨也有同样的结论,“辣椒食用的背景是缺乏食盐……是当地(指贵州)居民在反复尝试过多种代盐之物后的无奈选择”。
作者读毕《中国食辣史》有感
事实上,辣椒最早拿来食用的文字记录,也出自贵州的文献,并清清楚楚地讲明缘由。
康熙六十年,也就是公元一七二一年编成的《思州府志》,“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思州,即今天的酉阳、秀山、务川、沿河及印江一带。
而康熙年间田雯所著的《黔书》也记载:“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逛夫舌耳,非正味也。”
作者在研究后甚至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辣椒广泛地进入中国饮食,当始于贵州省。方志记载辣椒种植的时序也证实了这一点……辣椒的传入应该是浙江——湖南——贵州,贵州是传播的重要节点。在贵州,辣椒完成了从外来物种到融入于中国饮食的调味副食的过程。”
要知道,辣椒原产美洲,传入中国,大约在十六世纪后半叶,也就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曹雨认为,进入的路线可能至少有四处,广州、宁波、台湾和辽宁。
而辣椒来到中国,一开始只是一种观赏植物,“色红,甚可观”。
勇敢的贵州人民,开始将其端上餐桌。根据《中国食辣史》一书的研究,“辣椒在清代中国的扩散有一个缓慢而逐渐加速的过程”,最初仅限于贵州东部和湘黔交界的山区,直到十九世纪才加速蔓延。到二十世纪初,从贵州向北扩散到湖北西部,向东扩散到湖南、江西,向南扩散到广西北部,向西扩散到渝州、云南、四川,形成了一个以贵州为地理中心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地区”。
曹雨进一步探讨了因长期粮食短缺而造成的中国饮食独特风格,即少肉食、多菜蔬、重调味,“中国饮食中用以下饭的调味副食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即酸味、咸味和辣味,且可以互相搭配。”而贵州碰巧是南方地区中最缺盐的省份,于是不得不在传统的调味副食中另寻出路,辣椒一经传入,“用以代盐”,顺理成章。
此书精彩之处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姑且打住,有兴趣者不妨找来读读。
末了还得讲个自身的经历,以证明辣椒下饭,绝非说说而已。
本人其实不大能吃辣,但每次出差时间长了,回贵阳的飞机上,空姐发放盒饭时,多会配给一袋苗姑娘“辣椒酱”或舀上一勺“老干妈”。实话说,不管再难吃的飞机餐,只要有辣椒出现,拌在滚烫的米饭里,立马就食之有味,须臾吃完,犹舔口舔嘴,意犹未尽。
以此推测,当年初尝辣椒滋味的贵州山民,大概也会有类似欣喜若狂的感受——这是什么玩意,好辣……但是,好下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