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冯玉祥镇远吃馒头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军亟待补充兵源。11月19日，蒋介石电令参谋总长何应钦，“趁此冬季农闲时期，务于明年二月底止，征募新兵一百万”，征募和编练新兵工作，主要在尚未沦陷的湘、滇、黔、桂、川等几省进行。就在同一天，受蒋委派，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以督导长官的身份，从广西进入独山，开始对贵州征兵和新兵训练进行巡视督导。11月29日，冯玉祥在省军管区兵役处处长李园陪同下，到达第一行政督察区镇远，入住兴华旅馆。次日到县第一小学，检阅师管区第一团，并在第一小学就餐。陪同人员有公署专员华洸、师管区司令张鸾、县长商文英、县党部主任欧阳谨、民教馆馆长汪瑞年、师范校长冯吉扬等。据时任第一小学校长田静波回忆，因冯是北方人，爱吃面食，所以晚餐特地准备了馒头。师管区司令张鸾有大烟瘾，饭量小，一个馒头吃不完，便将馒头皮剥下，丢在桌上，只吃馒头芯子。冯玉祥见状，也不说话，直接从张司令面前的桌上拣起馒头皮，就往自己嘴里送。这可吓坏众位陪客，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民国镇远老城

12月15日，冯玉祥回到重庆，数日后张鸾即被撤职。从12月18日蒋介石发给贵州省主席吴鼎昌的电文可知端倪。电文如下：“各省新兵待遇、训练与军管区之情形，以贵州为最腐败，而又以该军区何参谋长腐败为最甚。若不积极改革，彻底整顿，则不待日军攻而已亡。何参谋长腐败恶劣至此，殊为痛心。希即将职务切实整顿处理后，限本月底来渝候查为要”。电文中的“何参谋长”，指的是何应钦四弟何辑五，时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贵州军管区参谋长。时军管区为保障抗战征兵需要，在全省成立两个师管区，一是镇遵（镇远至遵义，驻镇远）师管区，一是贵兴（贵阳至兴义，驻贵阳）师管区。冯玉祥巡视贵州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镇遵师管区司令张鸾被撤职严惩，贵兴师管区司令李靖难（黄埔一期生）因是新任，仅被处分。他们的顶头上司何辑五虽有三哥何应钦作靠山，但仍被撤职候查。

冯玉祥素来耿直朴素，民间有“冯布衣”之称。他曾在重庆开过一家“穷人饭店”，大门撰联：“你要俭省，我要俭省，咱们都要俭省；你是穷人，我是穷人，咱们都是穷人”。因此，贵州军管区的集体“坍塌”，即便不是冯将军“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起码也为其彻查贪腐“加分”不少。

兴义“乙丑”粮荒

1924甲子年，兴义入春以后，数月不雨，田土龟裂。六月大雨始来，全县农民虽积极补种补栽，但禾苗少有发茁。处暑前后，包谷快要黄壳、禾苗即将扬花之际，忽遇天降冰雹，先后两次，大的一次如拳石，小的亦如鸡卵。甲子受灾，造成次年（乙丑）缺粮。五月以来，各乡已无余粮，米价暴涨到“斗米十洋”。六月初，更是有钱亦无粮买。城中三千多户，贫苦之家占三成，无米为炊，熬不下去的，只能出城掘草而食。县城如此，农村更甚，受灾最严重的捧鲊乡民，纷纷扶老携幼，逃荒进城，白天沿街乞食，夜晚露宿山脚溶洞，人满为患。月余时间，老的死于弃壑，少者远走他乡，饿莩载道，惨不忍睹。

时兴义县长陈正猷（遵义人），召集地方乡绅富户及城中八大庙首，共同筹粮救灾，共计筹粮200余石，其中笔山书院教育积谷近百石，乡绅富户和八大庙捐谷百余石。即刻发动县城各大碾房，日夜碾成滑米，每日每人施米一碗。试施二日，灾民太多，存粮不够，又改为施粥救济。县府于南华宫（两广会馆）安下地灶多眼，大锅数口，每天午时开始，煮粥施舍。每日熬米限量三、四石，灾民却有两千之众，或坐或站，领粥而食。粥为素粥，每人一木勺，亦无瓜豆渗杂，清汤寡水。因此每日仍有二十余老弱饿死。志书记载，最初饿死之灾民，可领薄棺一具。再死者，得凉席一床。到最后，亡者仅得草卷一束。尸体全部抬丢大西门外万人坑，草草撮泥掩盖了事。前后不到一月，荒山尸骨狼藉，夜晚豺狗吠叫。兴义“乙丑”粮荒惨景，令人不寒而栗。

兴义“乙丑”粮荒南华宫施粥救济场景（图片来源：陈应秋）

民国时期闹饥荒，并非个例，但兴义1925年南华宫施粥救济场景，却被云南丽芳相馆拍摄留证。照片有题诗，云：“乙丑岁荒，老弱死亡，少壮流离，去井别乡。观此惨景，目击心伤，好义捐金，采办米粮。日日施粥，二仟成行，形如饿鬼，哀声道旁。日死廿馀，收掩埋藏。爰摄小影，以志不忘。”落款：“乙丑孟夏，黄草坝南华宫施粥厂执事题”。同年7月，坐镇安顺的贵州游击军总司令刘显潜闻悉家乡灾荒情况，购买大米四万余斤，委托安顺、平坝马帮，驮回兴义低价出售。同时，其侄刘新吾在安龙县也采办一批包谷，驮回压市，粮价渐稳。9月，新粮出，逃荒者陆续回乡乐业，生活才算安定。次年，即1926丙寅年，兴义风调雨顺，年景丰收，新任县长唐希泽（贵阳人）谨记前车之鉴，于公仓屯粮。所谓“丰年聚之，凶年散之”，终为便于民者。

种桑误国

一县需积谷防饥，一国更甚。先秦时期《管子》一书，记载了一个“种桑误国”的故事。

春秋时期，齐桓公觊觎邻国鲁，将其喻为田边的庄稼，蜂尾的刺螫，牙外的口唇，想侵吞之，便问计管仲。管仲作为齐国头号经济学家，便建议齐桓公在全国推广穿丝质衣服，同时规定，国内只准种粮，不准种桑。造成齐国蚕丝需求量大增，价格猛涨。临近鲁国之农户，看到商机，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大力发展桑蚕业，蚕丝卖到齐国获利。一年之后，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抛弃丝质衣服，在全国推广改穿帛料衣服，同时封闭关卡，与鲁国断绝经济往来。又十个月，管仲派人到鲁国打探，得知鲁国老百姓“饿馁相及”，虽然鲁君已经命令停止种桑织绨，转产种粮，但粮食却非短时间能生长出来，粮价已疯涨到“一石千钱”，而当时齐国粮价每石仅十钱。结果就是鲁国百姓因缺粮，十之五六投奔到齐国，三年后，鲁臣服于齐。

春秋齐鲁地理位置

结语

三个关于粮食的历史故事，一个讲人，一个讲县，一个讲国，似乎和今天抵制“舌尖上的浪费”没有直接关系。其实不然，“舌尖上的浪费”看似小事，只是个人品质和操守问题，实则关乎国运，涉及国家战略和粮食安全问题。“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今天，当我再次仔细端详兴义南华宫那张乙丑年的黑白老照片，那些饥肠辘辘、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脸庞和身影，那些正焦急盼望着一勺清粥的老人和小孩，是如此让人动容，让人刻骨铭心。如不以史为鉴，必将重蹈覆辙。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坚决制止“舌尖上的浪费”之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