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艰辛苦也甜》（文：杨先志 诵读：贵州广播电视台 周雪梅）
00:00 / -忆昔峥嵘岁月时
创业艰辛苦也甜
后人莫忘先人志
砥砺奋进谱新篇
创业艰辛苦也甜
杨先志
作者简介：杨先志（1932·6 —2006·8），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无线电专业。1951年支援三线建设来到贵州，在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担任技术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参与了贵州电视台筹建，历任贵州省广播电视局501发射台台长、贵州省广播电视厅器材处处长、中共贵州省纪委驻贵州省广播电视厅纪检组副组长、省广播电视厅监察室副主任、审计处处长等。
蓦然回首，贵州的电视事业经过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像一个呱呱坠地蹒跚学步的婴儿逐步走向了成熟。
我曾有幸参加了贵州电视台的筹建和最初的开播工作，当年同志们那种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不畏困难、团结奋进的创业精神至今仍令我记忆犹新。
记得1968年初，我省在北京广播器材厂订购的全套电视设备已生产和初调完毕。当时，正值“文革”初期，该厂两派正酝酿武斗，我们怕设备受损，急忙装箱，并申请一个车皮将设备运回贵阳。
当时火车运行很不正常，为确保设备在运输途中的安全，强烈的责任心促使李德俊、胡永明和我主动请战押运设备。
当时装设备的车皮排在列车的最后，与其他车厢不通。车内既无暖气也无厕所，更没有卧铺和座位，我们三人只得坐在地板上。
初春的华北平原，大地白雪皑皑，天上还飘着雪花，寒风刺骨，我们身着棉衣还冻得直发抖。车厢内又没有空地可活动，我们只好不停地搓手，不时站起来跺跺脚，饿了就吃点自带的干粮充饥。
经过两天两夜的苦熬，车终于到了柳州，不料金城江发生武斗，柳州至贵阳的火车停运，我们走不了，车站把我们这节车厢推到一条闲置的路轨上停着。
入夜，四周灯光暗淡，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车内一片漆黑，为了保证设备的安全，我们跟车站联系，要求保卫。但车站哪有人力？只有靠我们自己了。
这一夜我们仨都没有睡觉，轮流下车巡视，直到第二天下午火车恢复运输后，我们才又踏上了归途。这一路虽然历尽艰辛，但看到电视设备终于安全运抵贵阳，我们深感欣慰。
回贵阳后，全台11位技术人员全部投入了紧张的设备安装工作。当时省广播事业局(省广播电视厅的前身)有一部分同志由于受到极“左”思潮影响，对发展电视事业和建电视台提出种种责难。
一时间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广播局大院，他们指责办电视是“为城市老爷、小姐服务，不是为广大群众服务”，是“犯了方向性错误”，要求停办或缓办电视台。
眼看我省的电视事业就要夭折，但全台同志并不气馁，除一面抓紧筹建工作外，还积极宣传电视的优势，争取到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捍卫了发展电视事业这一正确方针。
回想建台初期，贵阳电视实验台（贵州电视台前身）物质条件非常差，但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克服种种困难，一心要使电视台早日开播。
我们没有播音员，邱英同志（技术员，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就自告奋勇地兼任了，应该说她是我台第一位业余播音员。
1969年，贵阳电视实验台部分工作人员同群众文艺团体负责人合影（注：早期参与筹建贵阳电视实验台的有胡永明、陈福履、肖显荣、李德俊、吴礼业、何诚信、林长金、黄文豪、邱英、杨先志、任明发等同志）
当时每天要用文字预告节目，但我们没有字幕机，怎么办？我就把每天播出的节目用长条纸写好，利用废弃的报夹自制一个有手柄的滚筒，纸贴在滚筒上，摄像机对准写好节目的纸，手摇滚筒，于是屏幕上就出现了移动的字幕。
当时节目片源奇缺，台里只有几个技术员，没有专职的编辑、记者，自拍数量很少。我们多方求援，与电影公司达成协议，由该公司供给片源，我们放映在银幕上，再用摄像机转播出去。
除此以外，我们还搞报摘，宣读报刊文章，有时也请一些宣传队来演出。台里没有伴奏乐器，省艺术学校支援了一台钢琴。
开播之初，一些单位团体还不会使用电视机接收我台节目，因此我们11名技术员除坚持台内的播出工作外，还要抽出一部分同志晚上出去帮助他们接收信号。
那时，大家的工作热情都非常高，从早到晚坚守在台内工作，没有怨言，也不计报酬。
告别了创业的艰难岁月，我们不禁感慨万千！如今电视事业蓬勃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加快着人类文明走向现代化。现在真难以想象，如果没有电视，这个世界将会多么寂寞！
展望未来，欣喜之余更寄予几多期冀，但愿新一代的电视工作者能不负历史使命，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和敬业爱岗的精神，进一步推动我省电视事业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资料提供：杨先志之女 杨洁）
（朗读者：周雪梅，贵州广播电视台总编室副主任，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联合会播音主持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播音主持专业委员会执委， 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原《贵州新闻联播》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