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年（1894），天津人严修来贵州任学政。七年后，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又一个天津人华学澜来贵州出任乡试副主考。华学澜（1860—1906）字瑞安，光绪十一年（1885）举人，次年会试中进士，改庶吉士，光绪十五年（1889）丙戌科散馆，授编修。同科的贵州人中，状元赵以炯已任四川乡试副考官，陈田亦授编修，李端榘任陕西宝鸡知县，而未入翰林院的陈夔龙签分兵部主事。等华学澜从贵州回天津路过河南时，陈夔龙已任河南巡抚了。
华学澜被选派为贵州乡试副考官，主考官为安徽旌德人吕佩芬，号晓初，又号筱苏，光绪六年（1880）进士，算得上是华学澜的前辈。
华学澜和严修是好友，《严修日记》中曾记：听朋友华学澜(瑞安)“谈算法，使人乐而忘勌，既别，犹恋恋也。”二十七年（1901）五月初一，华学澜得知承简命放贵州副考官，先向严修借视学贵州日记，即《蟫香馆使黔日记》，和丁仁长使黔日记。（丁仁长，字伯厚，原籍安徽怀宁，落籍番禺。光绪八年，即1882年中举，翌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任国史馆协修。光绪十七年，即1891年任贵州乡试正考官。）然后到处筹借资费，置办袍服，又准备赏对和扇面。
清代雍正三年推行考差制，简命乡试考官必须是进士出身，还得是实缺现任官员。翰林院的“穷翰林”们最指望的是能放一任考差，这是一个名正言顺“赚外快”的差使。在获贵州乡试副考官时，华学澜虽为翰林院编修，收入甚是微薄。“从前京官，以翰林为最清苦。编检俸银，每季不过四十五金”，已到了“家中度日无资”的地步。按说路费银两，要各省主考回京时，于该省存公银两内支给。但是五品以下乡试考官在动身之前，可以在户部借取路费。乾隆三年(1738)规定各省路费标准：云南八百两，贵州七百两，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湖南六百两，江南、浙江、湖北、江西、陕西，五百两；河南、山西、山东，四百两。但是华学澜似乎没有预支到这笔费用，还要到处借贷。是否是因为前一年，即庚子国变的缘故，慈禧和光绪都逃亡西安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仅有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5省举行。京城各官署大概也没有正常办公。实际上，沿途地方官府都会供他们吃住，为他们垫付各种费用，可以省出大笔路费。
至于赏对和扇面，这是考官必须准备的，翰林出京，以扇对为礼，这才符合“文学之臣”的体统。沿途州县文武官员招待要回礼，到目的地有各级官员要应酬送礼，“礼联礼扇多自购写，到省分送官僚，以为送程仪之招”，所谓“秀才人情纸半张”。何况他们两人的书法在当时还是有点名气的，一路上自己拿纸来求字的也不少。嘉庆二十一年（1816），林则徐充江西乡试副主考，临行前，也准备有联、扇：“所乘肩舆始购定，并自买联、扇等事，晚回”。道光二十四年（1844）充云南乡试正考官的晏端书在《使滇纪程》中说：“马大令复出联、扇索书，灯下点点挥汗如雨，亦苦事也”。曾国藩获四川乡试正考官的派遣时，带了扇子一百六十把，对联一百五十对。
这一次，华学澜带了五十副联对，都是裱好的，有的还是在天津就请人写好的，只是还没有落上下款，因为这要看送的对象，才好确定称呼和自称。在京城已送出一联，来贵州的途中，送出去四联四扇，自用一扇。还剩下四十五份，而要送贵州官员的名单就有50多人，贵阳卖的扇面还可以用，而联纸不行。幸好主考官吕佩芬带得有多的联纸，总算救了急。另外还要贵阳的供给所制作装联扇的锦匣，以及装裱后来的联对。
华学澜书扇面
考官赴任也有严格的纪律，如不能携带家属，不能多带随从。华学澜本来想带六个随从，听说吕主考只带五人，也就改成五个了。不得游山玩水，不能探亲访友。他们一直到乡试结束，才应邀去看了看甲秀楼。乡试正副主考要一同出发，路上不能分开。这既是希望他们两人精诚合作，也是起到互相监督的目的，防止中途有人贿赂考官。华学澜和吕佩芬相处极为融洽，一到贵阳，华学澜大概是水土不服，“一病缠绵，月余不愈”，很多事都是吕佩芬扛大头。返京途中，两人分别，华学澜“独对孤灯，岑寂无聊，不可言喻”，这是很难得的。
乡试一般在秋天8月举行，所以又叫秋试、秋闱。在正式考试之前，主考官、副主考官，以及同考官、监临、提调、监试等各执事官要参加“会同宴”，实际上只是一种开考前的仪式，并不是真正的宴请。照例，献过3道茶，唱过3段戏后，官员们先退席，于是等候的众人开抢。“茶三献，剧三闋，司道府先行。两旁观者蜂拥而上，桌椅掀翻，花枝粉碎”，这就是“抢宴”。各省都是如此，能抢到宴会上一点半点的杯盘果蔬，也算沾了些运气，博了个彩头。“抢宴”是不能禁止的，考官和学政只能暂时避让一下。等巡抚再请入座，就没有人敢来抢夺了。
乡试发榜次日后，各省均设宴款待考官及新科举人，称为“鹿鸣宴”。如果当时还健在的六十年前中举的老人，亦被邀请光临，誉称“重赴鹿鸣宴”。也会集中不少百姓士子准备抢宴，为自己或者家人、朋友抢一个吉利。贵阳亦如此，宴席开始，“才进四碗，旁观者争来夺取，甚有负席而走者。一时人声鼎沸，器碎桌翻，羹汁淋漓遍地，不知凡几千百人也。”这种风俗，“向例不禁，亦不能禁。此等筵宴，只取其名，若无人抢，转觉索然无收束处，似更不可禁也”。
鹿鸣宴
京城会试结束同样也时兴“抢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记载：“二十六日为恩荣宴，相沿称为‘琼林宴’。是日新进士赴礼部筵宴，派亲王一人为主席，从前阅卷官各人俱到，酒席丰盛，至光绪末造，形式而已。是科于礼部大堂设席十余桌，果肴皆出装饰，粗瓷竹箸，极为简陋。派恭亲王为主席，倥偬一坐，即起立出门，新进士亦同时而出。向来有抢宴之风，闲人争进，将宴席的盘碗杯箸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语喧哗声，一片纷乱。此风不知始于何时，宫廷各宴亦闻有之，当由来已久”。
贵阳发榜那晚上，考官、监临、学使、内外提调等官员在贡院至公堂依次入座，“而闲人闯入观榜者更不能以数计，堂之上下几无容足之地”。据说这是贵州的旧习，“历科皆然，而今科尤甚”。写榜按惯例最后写前五名，“但见烛光照耀，布满阶廷，皆照五魁以求利市者”。哪知道这时看写榜的人开始抢夺照烛，没有抢到烛的人，就来抢夺写榜者的笔，照烛全部被弄熄。好不容易把前五名写好，众人又来抢官员桌上的笔墨和陈设的物品，现场一片混乱。
参加“抢宴”的士子可能不会知道，皇上已下谕旨，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成为最后一次考八股文乡试的省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