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土地制度上下几千年中一直在变化。先秦之际土地属于国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春秋以后，井田制逐步瓦解，土地开始由国有向私有转变，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的两千多年，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导。尤其在明朝中叶以后，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成为社会生活的基本经济结构。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对华不平等条约取得的特权，疯狂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 中国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但这种济解体的速度，各地并不一致。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较早的沿海、沿江及交通、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随着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陷入破产，耕与织的分离成为普遍现象，封建自然经济迅速解体。而在边远或经济落后地区，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则要慢得多。

远在西南的贵州既是一个不沿海、沿边、沿疆的省区，境内又重峦叠嶂，梗阻难行，各族群众本身就长期过着相对分散、封闭、自给自足的生活。因而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要越过崇山峻岭侵入贵州这样的边远高原山地，远比沿海及平原地区困难。问题在于，随着清王朝在战争中的一败再败，在各种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下，侵略者的疯狂达到了极至，僻处一隅的贵州自然经济最终还是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逐渐趋于解体。

最早影响贵州自给自足经济生态的，是外国侵略者输入的洋纱、洋布，但从根本上破坏贵州自然经济的罪魁祸首则是鸦片。

按理说，还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四大驿道的贯通，大批汉族移民的迁入，贵州境内的手工业生产已开始的兴起。尤其在城镇周边，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地区，农村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已呈现出某种瓦解趋势。一部分手工业已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逐渐形成独立的生产作坊。明代中期，遵义的采掘业与冶炼业已较发达。何乔新的《勘处播州事情疏》称：“成化年间，播州有铁户八十六户，递年自行炼铁为生。”到了清初，织布、造纸、酿酒都有了专门的作坊，遵义甚至成了省内丝绸生产与贸易的中心，当地出产的府绸“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安顺的铁木农具制造、纺织等行业也出现于明代中叶，清初则有采煤业兴起。事实上，鸦片战争前的贵州，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已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中，以纺织、矿冶、锻造等行业最显著。

家庭纺织业与农业的剥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典型表现。“男耕女织”历来是贵州农村家庭生活的画卷，但自清代以后，尤其在省城贵阳及交通发达的府州，这种情况却已悄然发生变化。城市纺织手工业的发展与产品的商品化，导致许多家庭从自织布转为出售农产品，换购成品布返家缝衣。道光九年（1829年）因官府设纺织局，“省城纺绩者，已不下数百家”。安顺出产的“五色扣布”“顺布”销售极好，以至“郡人皆以此为业”。即使在民族地区的大定（今大方），官府也设立“纺课局”，专程运去纺车、织机和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发展到“习其业者数千人”。

白寿彝先生曾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中国封建剥削制度的基础。”明清时期贵州自然经济的变化，虽然主要以点状形式出现在省会与大的府州所在地，但它却发出了自然经济走向解体的信号。

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大量向贵州倾销商品，先是在沿交通要道的城镇，继而深入到穷乡僻壤。在这一过程中，鸦片起了极大的作用。

鸦片是一种毒品，当代尽人皆知。1840年英国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原因就在于19世纪中叶，对华贸易出现大幅逆差，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该国决定通过战争打开中国大门，以便大量向中国倾销鸦片。于是，通过战后的不平等条约，英国将本国禁食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

鸦片战争后，由于大量鸦片输入贵州，贵州吸食、贩卖鸦片的人越来越多。吸食鸦片不仅导致群众健康受到损害，对自然经济也造成了重大冲击。尤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进口合法化，禁种之令无形中被取消，贵州的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大。贵州学政翁同龢在《通筹财用大源敬陈管见疏》中曾称：贵州不少田主、农户“连畦接畛，种植罂粟花，借以渔利”。开州知州陈惟彦在《宦游偶记》中也说：民众种植鸦片，“视同禾稼，连阡越陌，手胼足胝，微利所趋，群相况取”。

烟毒的泛滥，造成了贵州小农经济的畸形发展。由于清政府担心洋烟大量输入引发白银外流，搞了个“寓禁于征”。这种变相鼓励农民种植鸦片的政策，导致贵州种植鸦片之风愈演愈烈，吸食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贵州气候土壤适宜罂粟生长，亩产量高，引来大批牟利的商人，结果是许多农民为追逐利润，放弃了传统的粮食生产，不再种植茶叶、豆类和其他经济作物。据《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年产鸦片已达4万余担，而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产量猛增至4.8万担，成为全国第三大产鸦片之省。

客观地说，在鸦片种植问题上，清代的统治者也并非一味放纵。

道光初年，贵州刚开始出现鸦片，清政府也曾指示贵州当局“于关津要隘严密盘查”，以截断鸦片来源。巡抚贺长龄更曾颁布《禁种罂粟严吸食令》，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禁种罂粟、严拿烟犯、限期戒烟、查封烟馆、劝民栽桑种棉等。但这一切都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而化为乌有。20世纪初，清政府迫于国内外压力，被迫再次采取禁烟政策，因贵州是鸦片主要产区之一，曾多次下诏要求厉行禁种禁贩。巡抚庞鸿书还在贵阳设立戒烟总局，规定文武大小官员除年满六十岁患瘾已深者外 , 一律限在六个月内禁断，其余烟民亦限期戒烟。但这时鸦片的种吸已流毒全省，禁制措施再难收到实效。

鸦片对贵州的危害，首先是本省人越来越多染上吸食恶习，身心健康备受摧残。贵州提督学政严修曾回忆道：“贵阳居民服食鸦片者，占十之八九”，“传染吸食悉为病夫，形骸瘠弱似枯麻”。吸鸦片之人，不仅精神萎靡不振，甚至道德颓丧，不惜卖妻鬻子，弄到家破人亡。农民一旦成为瘾民，用不着多久，则上农为下农，下农为堕农，之前自给自足安享平静的家庭之乐，也就荡然不复存在。鸦片战争引发的烟毒泛滥，不仅严重冲击与破坏了贵州自然经济，其更大的危害则在于鸦片种植占用了大批耕地，消耗地力，造成农产品产量大幅下降。遇到灾年，五谷歉收，原来自给自足的农户“睹此烟浆，寒者不可以为襦，饥者不可以为粟”，陷入饥寒交迫。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清代后期至民国年间贵州经济发展的严重迟缓。

在不断向贵州输入鸦片的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也将大量商品输入贵州销售，同时抢购当地各种土特产品。1851年，洋纱开始输入贵州境内，先在兴义一县，接着扩大到全境。19世纪70至90年代，贵州已成为英、美、法、日等国棉纺织品的主要销售市场。贵阳、安顺、兴义、遵义、独山等先后成为外国棉织品的集散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洋纱、洋布、洋货大量涌入安顺，仅洋纱一项“每月市面买卖竟达五百余箱”。兴义也成为省内洋纱重要销售市场，“每年在该地共销售每包重400磅的棉纱一千包”。此外，贵阳和遵义都是当时洋货最大的销售地。

大批外国商品的输入，加速了贵州自然经济的解体，社会性质也因之发生了显著变化。

长期生活在山区的贵州各族人民，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除自身不出产的盐外，大部分生产与生活资料都靠自己生产，自我满足需求。洋纱、洋布的大量输入，首先破坏了土纱的生产，纺织的土纱逐渐被洋纱所代替，越来越多的家庭购买洋纱代替自纺土纱织布，传统的家庭纺纱开始没落，自然经济中的纺与织开始出现分离。当时榕江一带，洋纱的价格甚至只等同于棉花价，于是许多人不再种棉纺纱；镇宁乡间原流行的苗族土纱布，也因洋纱的大量输入逐渐被淘汰。

在农村纺与织发生分离后，随着洋布的大量输入，靠近交通沿线或城镇地区，进一步出现了耕与织的分离。崇山峻岭的贵州，本来产棉就不多，一些地区的家庭纺织甚至不能满足生活需要。19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大量洋布的输入，省境内流行的土纱、土布与之相比毫无竞争力，不仅失去了市场，甚至在家庭耕织生活中也失去了地位。缺棉地区的人家，只得放弃土纱土布，购买洋纱洋布。民国年间的地方志对这种现象有所反映。《桐梓县志》载：“早年服丝绸者百分之一二，本地棉麻亦足敷用，自洋布盛行，城市服者十九，今则洋纱又参杂其间。”八寨（今丹寨）主要为苗族生活区，产棉不少，当地自纺自织的“花淑布”“钭纹布”体质俱佳，极受欢迎。但据《八寨县志》载，自洋布输入“邑中女红之利尽为所夺，种棉者以无利益不得不改而他图，邑中织妇几如凤毛麟角”。洋布输入导致的耕织分离，由此可见一斑。

一旦家庭纺织与耕作发生分离，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必然是原有的自给自足经济，不可避免地掺入商品因素。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劳动产生获得更多的价值，逐渐开始放弃一些只为满足家庭需求的生产活动，适应市场的需要去生产利于售卖的物品，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就因之而发生。这些从自给自足经济中剥离出来的生产活动，必须以市场销售为前提，因为只有依靠市场，才能将生产出来的东西转换成货币或自己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农户生产的物资与市场发生的联系越多，自然经济向商品化的过渡也就越迅速。这种情况首先发生在丝织、棉织、农副产品、采矿等领域。

贵州最早的农产品商品化出现在清代前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壂从山东购来柞蚕种，聘请蚕师、织师，并购来缫丝、纺织工具，在当地教授“放养缫织之法”。其后，当地城乡民众以种桑、养蚕、缫织为业，所产丝绸畅销省内外。《（道光）遵义府志》形容称：“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类似的情况同样发生在安顺、贵阳、大定（今大方）、兴义、兴仁等各地，只是经营品种与规模不尽相同。

鸦片战争后，随着鸦片、各种洋货的倾销及侵略者对贵州农副产品与矿产资源的疯狂掠夺，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贵州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社会性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整体上来讲，在省会和各府、州、县及交通沿线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大多已不复存在，尤其城镇与紧邻城镇地区，随着各类市场的形成与规模化，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一直在加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征也因之在贵州越来越明显。

尽管如此，当我们在研究贵州自然经济解体问题的时候，有一点却不可忽略。那就是贵州是一个地形地貌起伏崎岖，千山万壑的高原山地，由于交通的梗阻，地区之间的发展极度不平衡。在许多僻远山区，无数的村寨长期处于封闭状态，那里的各族群众，世世代代一直过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恪守着自身民族文化传统的生活，省境内自然经济的商品化，对他们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也正是今天我们仍能穿过历史的时空隧道，在贵州不少民族地区，领略到诸多带有原生性民族文化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