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西汉书法家史游，在编写的儿童启蒙识字读物《急就篇》中，用老百姓只能吃“麦饭豆羹”，比喻生活的清苦。三国曹植用“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暗喻兄弟阋墙。汉代以“五谷”为主食，主流说法是稻、黍、稷、麦、菽，排名最末的菽，指的就是豆类食物。成书于西汉的《战国策·张仪为秦连横说韩王》有曰：“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意思是韩国土地贫瘠，只产麦子和大豆，老百姓的口粮就是豆饭和豆叶汤。又如汉代《春秋考异邮》中云：“菽者稼最强，古谓之尗，汉谓之豆，今字作菽。菽者，众豆之总名。”这说明至少从西汉开始，一些典籍文章就将菽与豆互通。其实“豆”最早是一种上有盘、下有足的器物，来源于象形，用来盛装食物。“豆”字的下面部分，表示器物的高脚，上面部分代表这种器物的腹部。

《尔雅·释器》载：“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就是说豆有漆木、竹子和陶土等材质。贵州威宁县中水墓葬，就出土了一些比较奇特的西汉时期陶豆。其中一件通高21厘米，盘口径25.5厘米，喇叭形底，足径17.5厘米，足上还开有三个圆形的穿孔。口沿部分立有卯口，猜测原始器物上可能有盖套合。此外，这件陶豆还带有一个桥耳手柄。另一件高11厘米，上为一个浅盘，口径12.5厘米。很明显原始器物上就没有器盖。豆足呈直筒型，径为8.5厘米。足上有三个竖条形方孔，一侧还阴刻一个像人行走的符号，笔法简单，类似战国时期“大”字的写法。威宁中水出土的陶豆都属陪葬的明器，但器型少见，与中原地区束腰细柄的圈足陶豆不尽相同，地域特色十分浓厚。特别是豆足粗大，其上特意制造的圆孔和方孔，更像古代炉具使用的通风孔。此外，这些豆上奇奇怪怪的线刻符号，至今无人破解。

西汉陶豆 威宁县中水墓葬出土

豆的器型发展，是从浅盘到深盘，腹部慢慢加深，再从无盖到有盖，下部的细柄和喇叭形圈足也呈逐渐加高的趋势，最后整体发展定型为立柱扁球形。材质则是从陶、木质等发展到铜。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铜豆，尽管也与中原地区标准铜豆不一致，但相对威宁中水，一是时代晚，二是明显感觉受汉文化影响程度要高一些。7号汉墓出土的一件铜豆，通高28厘米。豆盘较深，为子母盘口，口径16厘米，上有弧形器盖，用一周凸弦纹将盖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上盖面阴刻几组树形纹饰。盖顶立环钮，便于拿取。器腹较直，腹中部饰凸旋纹两周，下腹部向内折壁。腹下为喇叭形高圈足，底径11厘米。此外，14号墓、6号墓也出土一些铜豆，形制完全一样，只是个头稍小，大部分器盖已经缺失。关于这些铜豆的用途，除了作为墓主人的陪葬明器，还可能曾经用于祭祀场合。《礼记·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献豆”，意思是夏朝使用没有装饰的木豆祭祀，商朝使用玉质的，周朝则还要在玉豆上进行雕刻修饰。《诗经·大雅·生民》中的“卬盛于豆，于豆于登”，也是指将祭品盛放在豆中。礼的繁体字“禮”，就包含有一个豆。这些都说明豆作为行礼之器，常常盛装食物置于供桌之上，敬奉祖先。当然，级别越高数量越多，《礼器》载“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大概相当于正部级可以使用八个，副部级可以使用六个。

东汉铜豆 兴仁交乐7号汉墓出土

《国语·吴语·勾践灭吴夫差自杀》中曰：“觞酒，豆肉，箪食”，所谓“豆肉”，就是古人将煮熟的肉切成块，或捣成肉酱，盛放在豆中。但也有一些铜豆并不适合盛放肉类，特别是肉酱。比如兴仁交乐6号汉墓与兴义万屯8号汉墓均出土的一种铜豆，称为镂空铜豆。两件铜豆大小形制一致，其中万屯8号汉墓出土的保存完好，国家二级文物，也是贵州文物等级最高的一件铜豆。这件铜豆通高10厘米，口径13厘米，腹部向下束腰，矮圈足，足径11厘米，腹侧加铸一单环耳，方便用手持握移动。与中原地区大多数镂空铜豆只是足部镂空成各种花纹不同，这件器物全身用不规则的圆孔和条形孔镂空，形似果篮，外观十分精致，非常罕见。

东汉镂空铜豆 兴义万屯8号汉墓出土

先秦时期描写兄弟之情的《常棣》一诗，有云：“傧尔笾豆，饮酒之饫”。傧指摆放和陈列，这句话是指桌上摆满佳肴，兄弟俩开怀畅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笾”是竹编的豆，既然是竹编，那大概率就是镂空的，典籍描述这种豆的主要特征就是矮圈足，专门用于盛放果脯之类的食品。典籍中的记录，和万屯8号汉墓出土的镂空铜豆几乎完全吻合。那想象当年两兄弟的这桌美味，估计不仅有鱼有肉，恐怕还有时令蔬菜或水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