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共产党贵州历史》）

爱国青年学生积极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贵州军阀政府对之采取的态度是由起初的不合作、不阻挠发展到后来的阻挠、破坏。在贵阳，他们利用收买少数学生散布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谬论，爱国学生对这一卖国论调予以了严厉的批驳，指出在关系到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必须动员全国力量一致抗日，御敌于国门之外。教育厅长陈公亮为秉承蒋介石之意，亲自召集学生开会，强制学生放弃抗日反蒋，少数被收买的学生还对爱国学生进行要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爱国学生气愤地痛打了陈公亮，并冲散了这次压制学生抗日救国的会议。

青年学生的这些爱国行动表明，大敌当前，无论反动当局如何压制人民的爱国意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仍会不断高涨。同时显示，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救亡运动，即将在贵州全省掀起。 

1934年1月，中共毕节支部建立后，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方面团结进步青年，在原“女子初中班”和“抗敌后援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抗日救亡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的工作；一方面为进行抗日斗争，准备在滇黔交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并打算在军阀犹禹九的部队中拖出一部分武装组建抗日武装。不久，毕节党支部成员转移贵阳后，继续组织“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等团体，秘密学习进步书籍，提高思想觉悟，坚定抗战必胜信念。 

1934年，中共党员周守如从重庆脱险后转移到遵义，以办“女子职业社”作掩护，在知识界进行抗日和革命宣传。1933年至1934年中共党员曾慕琴、周司和也相继从四川转移到遵义，在他们的宣传引导下，遵义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以遵义三中、女中为基地，成立了遵义“学生自治研究会”，通过购进和秘密阅读进步书籍开展进步活动，激发了遵义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1934年，以遵义三中、女中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人士为基础，建立了“反日反帝大同盟遵义总部”，把遵义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