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疫情，生活再次按下暂停键。静默的七天里，我白天闷声带娃，晚上闷头买菜，几乎与世隔绝。作为在这次疫情中首位“毕业”的观山湖区居民，在听到解封当晚小区里的欢声雷动时，我不禁在恍如隔世的心情中轻轻抱住已经熟睡的小西瓜。

静默在家，每天都与正在学习走路又精力无限的小西瓜展开身体和精神上的搏斗，开启“腰快断、颈快废”模式。若是在平日里，每日的兵荒马乱结束后，我和瓜爸都只想各自呈“大”字瘫软在床里。但人就是这么奇怪，越是特殊的日子，就越想认真的度过。于是，每晚西瓜睡了之后，我和瓜爸都会坐在一起一边喝茶，一边采买物资。

秋凉的夜里，我们更愿意泡一杯红茶。虽然我个人对于“什么季节应该对应喝什么茶”的这种说法一直并不以为然，但到了秋凉时节，又处在疫情当前的环境里，手里捧上一杯看上去就给人以温暖感的红茶，确实是能从视觉上和心理上带给人更多暖意。而在贵州，除了有“贵州绿茶”大地标这块金字招牌外，拥有厚重且辉煌历史的贵州红茶同样值得好好品味、好好说道。

有专家认为，贵州制作红茶，已经有360多年的历史。明末动乱时期，不少明代遗民和南明臣子选择在贵州隐居，其中不乏监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钱邦芑、兵部尚书程源、湖广巡抚胡钦华等重臣。居住在湄潭县兴隆客溪的胡钦华爱茶，不仅写下多篇以茶为题的诗，还在自己的房前屋后种茶，并修建了十余间茅舍作为制茶工坊和茶舍，名曰“茗柯堂”。“茗柯堂”出品，温暖了胡钦华等一众异客心的茶品中，有一款因其有如“发汗”“高温锻红”等加工工艺的，被认为是贵州红茶的雏形。

久远的贵州红茶历史或许还需要更多的资料以印证，近现代贵州红茶的繁荣更彰显了贵州的茶和贵州茶人的历史担当。

50年代贵州采茶能手 来源：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

民国中央实验茶场时期，在一众茶界大咖的共同努力下，贵州成功研制生产了第一款工夫红茶——“湄红”。评茶大师冯绍裘曾经这样评价道：“湄红，形状细嫩匀齐不亚于祁红，色泽润泽，香气颇清香较祁红为低，滋味似祁红，液色较祁红略暗，叶底甚暗是其缺点，总评品质似不若祁红之优异，制造得法或可胜宜红。”想当年，祁红可是中国工夫红茶的品质标杆，且至今都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中唯一的一款中国红茶。这样的评价让贵州发展红茶信心十足，而贵州更是把“湄红”的生产销售发展为支援抗战的重要“武器”之一。

进入上世纪50年代，为扩大中国外销茶的产量，增加茶农收入，贵州加大了外销绿茶、红茶的研制和生产力度。其中，以镇远县、石阡县、湄潭县等为核心的很多茶区都是外销红茶的主力军。一箱箱产自贵州的外销红茶、绿茶，打着“黔红”“黔绿”的唛头（唛头，即英文mark的音译，是进出口货物包装上的标记）出口，贵州也自此结束了不能生产外销红茶、绿茶的历史。也是在那个时候，贵州开始了自主研制加工机械、引进国外茶叶加工设备等的尝试，不仅自主研制了全套木质出口红碎茶、绿茶精制生产线，还实现了机器联装，让茶叶生产从全手工制作逐渐转向机械化加工。

出口茶叶装箱 来源：贵州茶文化生态博物馆

六十年代的中国红茶，是红碎茶的时代。为了扩大外销市场，国务院农、商两部要求除拥有国际市场份额的工夫红茶产区继续生产工夫红茶外，其余红茶产区均改为生产红碎茶。于是包括贵州在内的全国多个红茶产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红碎茶试验试制。经过几年的试制和出口试销后，虽因时代原因，一切又偃旗息鼓，但当时的经验给贵州日后红碎茶的生产和红碎茶加工设备的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生产贵州红茶的茶树品种主要以湄潭苔茶等贵州本地群体种为主。随着贵州优良茶树品种选育能力的不断提升，在上世界80年代初期，贵州自主选育的黔湄419、黔湄502、黔湄601等国家级无性系茶树良种被更广泛的应用在贵州红茶的制作中，也给贵州红茶打上了专属印记。

现如今，贵州各茶区都有高品质红茶的生产，遵义红、普安红、开阳富硒红茶、石阡苔茶红茶等各具特色的贵州红茶，墙内墙外一样香。可以说，贵州红茶是除贵州绿茶外，贵州茶业中的另一块宝藏之地。

曾经的胡钦华们，在竹木丰茂的琴洲，用大概是最早的贵州红茶“扫叶烹茗，啸歌自适，留连忘返”。而今的我们，则能以一杯现代的贵州红茶来感慨生活，舒缓身心。

不一样的时空，不一样的心境，却大概能用一样的一杯甜醇慰藉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