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洙，贵州文史研究馆馆员。1929年6月出生在福建福州，1946年随母到贵阳，先后任贵州日报社总编辑、社长。在他从事新闻工作的35年间，写过大量的评论、消息、通讯、散文，是贵州知名的“笔杆子”。在他主笔的8年里，用报纸记录了贵州改革开放最为精彩的一段历史。著有《贵州开发史话》、《凝望山之脊》等著作。

熟悉刘学洙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学、谦和、有礼的人。这大概缘于他儿时的私塾式的教育。他出生在一个旧时代的书香门第家庭里。祖父是一个正统的儒者，口不离“子曰”“诗云”。从刘学洙发蒙开始，祖父就教他读古书，用文言文写日记，每天临帖练大字。

刘学洙这一辈子最愿意、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办报纸。1949年，他还在贵州大学读书时，就曾跑到《贵州日报》的前身《新黔日报》来，对人家说“我想参加新闻工作”，那时他21岁。他看了很多书，也开始写点东西。1950年，他从学校被直接抽调到团市委工作。1956年，刘学洙已在青年团贵阳市委干了6年，时任团市委常委、学校工作部部长。这年，贵州日报社第一次在全省各地（州、市）建立记者站，在各地（州、市）委的支持下，抽调当地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写作能力的优秀基层干部充当站长。刘学洙担任贵阳记者站站长。

此前，尽管刘学洙一天新闻工作也没有做过，但是他凭着一腔热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一当记者便很快进入角色。在当时反对官僚主义的大背景下，写过两篇批评报道，一篇是批评贵州烟厂党委思想保守，使得科技人员革新阻力重重；另一篇是批评贵州汽车制造厂党委把一位有闯劲的青年工人说成是不听话的落后典型。这两篇批评报道均发报纸头版，得到社内外好评。

1983年，刘学洙因为业务精良，从正处级部主任位置上，跳越两个台阶直接提为省报一把手，成为全国最早一批肩负新闻改革重任的省报总编辑之一。20世纪80年代，对报纸而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在全国掀起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高潮。刘学洙这时候成为报纸的总编辑， 进入到这场中国新闻界破冰探索的改革行列之中。

那几年，他参加了人民日报社邀请的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中国新闻学会年会、片区党报总编辑联会，以及1986年中宣部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省报总编辑座谈会。所有这些聚会的共同呼声，都是新闻改革。刘学洙就任贵州日报总编辑两三年之后，一个改革边远省报的想法，酝酿于胸，欲试锋芒。

从1986年起，刘学洙对《贵州日报》新闻改革做了一些探索。

如果说，从1983年到1986年，《贵州日报》的办报思路，主要是宣传改革，尤其浓墨重彩地宣传农村改革；那么，1986年前后，刘学洙思考的着力点主要放在如何改变贵州思想封闭、观念落后、影响改革开放这个深层次障碍上。他当时就提出，作为边远落后省份的党报，最紧要的是要“开启民智，引进新潮”。那个时期，《贵州日报》的版面语言比较陈旧，信息不灵通，对外界关注的新问题或超前的问题不敏锐，似乎春风不度玉门关。

要让清风吹进贵州高原，刘学洙提出，贵州日报社要直接派记者驻北京，要在新华社通稿的主渠道之外，多开辟些独家信息渠道，或引进一些主渠道之外的信息来源。很快，专栏《首都见闻》发回有新意的独家专稿；他又亲自摘编了以介绍国内报刊新观点为内容的《报林揽要》内容，在一版加框刊出；开辟专栏《百家苑》，发表了首都理论界为本报撰写的专论。从1986年到1988年，刘学洙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不少努力。《贵州日报》刊发了大量言论、要闻、专版，对刚刚公布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精神，作了突出宣传，政治性较强，报纸面目一新。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共同召开全国杂文作家花溪笔会，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到会讲话，给贵州文化界吹来一股清风。作为地方报纸，组织许多全国名家撰写专稿或专访，这在《贵州日报》史上是少有的一次开放性办报的尝试。

刘学洙一直执着地认为，传播进步思潮是一切进步报纸的优良传统。他在主持《贵州日报》期间，不断地强调要以“开启民智，引进新潮”作为办刊宗旨，重视新闻性，更重视文化性。他始终认为：“新闻纸”、“文化纸”是报纸的双重使命。他撰写了《副刊要办得更开放些》、《对引导舆论的几点思考》、《深入实际拓宽办报思路》等论文，在北京《新闻战线》刊物上发表。在中宣部召开的全国省报总编辑哈尔滨会议上，刘学洙作了《自我解放，余地很大》的发言，赢得会议主持人与同行们的赞同。他提出的改革目标，是继续抓好党的中心任务宣传的同时，开辟一点前瞻性开放性的独家报道。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燃起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希望，也为中国新闻传媒从传统走向现代指明了方向。刘学洙以兴奋与喜悦的心情，在全社大会上说道：“在党的历史上，十三大第一次把新闻改革写进了最高代表大会的文献，现在应当是新闻改革的最好时机。”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从1987年冬至1989年初，《贵州日报》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推出了一系列颇有新意的报道，突出宣传党政分开，浓墨重彩地宣传选举民主，报道了地区的人事制度改革，干部选聘制，加大重大事故报道的透明度，报道了贵州省强制拆迁、官员因侵犯记者权利受处分的空前案例。

根据省委提出“放开前沿”的改革方针，刘学洙组织了反映贵州改革开放进程的系列报道。在百期专栏《黔边行》开场话中他说：“只要我们把老观念转变过来，黔边就会成为我省对外开放的前沿。昔日的穷乡僻壤，今日将成为万商云集的通衢。”

他主笔八年处理过的好报道，还有《新生产力的挑战——余庆松烟“桂花风波”的前前后后》，《在报忧的警钟下思索——关于我省牛市交易陡然下降的调查》。这两篇报道受到省委大加表扬，几乎就是当年贵州日报标杆性的范作。那几年，刘学洙真是一股劲，想把报纸办活，能有点突破，实现一点新闻人的良知与社会责任。他喜欢一个部一个部的和记者研究问题，集思广益，议论风生，形成选题，推上版面。

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张报纸，能否出好新闻，能否出有独立思考精神的新闻人，正气能否蔚然成风，不是业务问题，而是大环境问题，以及一定环境下的人的素质问题。有好环境，就会有好人才，好新闻。总编辑就是支持、扶植，而不是事事唯我高明。

因此，在报纸版面不断刷新的同时，刘学洙下大力地进行内部的人事制度改革。1985年春，贵州日报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采编人员，一批奋发自学、学业基础比较扎实、社会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的有志青年成为报社采编队伍中的新鲜血液。在此后20年中，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都成了报社的业务骨干。

1988年，由刘学洙提议，在编委会成员一致赞同和共同努力下，贵州日报社对编辑部中层干部任免制度进行了一次改革尝试。这项改革，当时称为“部主任组阁”。他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大胆起用年轻人，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超前性，放手让年轻人唱主角、挑重担，并倡导一些老主任发扬风格，提前让位。造成一种有竞争，有压力，催人奋进的环境。

这个“组阁”的做法，在社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其中不乏反对之声。但得到省委主要领导的首肯与支持。而当时，他本人已经59岁，“拖一拖，也就到点了，可以不作为，但我还是想试一试这个用人上的突破。”这个突破其实意义深远，一批年轻人快速成长，成为办报的长远骨干，为贵州日报的人才储备打下扎实基础。

刘学洙说，我喜欢做新闻人。见证时代的变迁，追寻事件的真相，记录历史的面貌，这种职业崇高感一直在他身上存在。

他退休后写的贵州史话，是以新闻记者的眼光，从采访现实，转向“采访”历史，用新闻随笔形式写贵州历史故事，“试从旧史悟新闻”。与他一辈子新闻职业习惯不同，他晚年著述多半向后看，谈历史，忆往事，目的依然希望悟出一点新知。

他努力发掘旧时代的社会文化亮色。写的家园追忆录《大营巷旧事》，无意间抢救了清末民初家乡一个书香门第积淀的文化资源，展示了一个远逝时代的幸与不幸人物的群相。他花好几个月时间，走访高家后人，搜寻阅读高家历代先人遗著以及家族谱文献资料，对这个贵阳著名的大地主名门望族，当年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基地，进行深入的了解，写出《高家花园春秋》一书。

他的《旧月清辉》记录了一批人，在对这些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人的讲述中，寄托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与价值追求。他退休后写过的人物约90篇，既有他敬仰的汪小川、朱厚泽，也有他曾经的同事。他退休二十多年出版了十来种书籍。

跨越时空，追访前贤，坚持理性探索，发掘历史真实。刘学洙认为这是他一个老记者的责任，也是一个报人的惯性。

他说，“新闻给我最宝贵的东西是产生一种良知、冲动”。多年来，刘学洙总是声明，我是记者，不是学者。他把历史人物当作新闻人物写，把历史故事当作新闻故事看，不是文学，不是史学，也仍然是新闻报道性的。

撰文：陈 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