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今年5月中旬，一位老者到黔西南州文旅广电局，请帮忙看一颗“珠子”。局机关的同事不好冒然定论，便喊他拿来博物馆。老者叫王建生，自称安龙县龙山镇人，说祖上有个人叫王尚贤，是乾隆时期的武举人，从前听老人说，当过武官，但不知真假，手中这颗“珠子”，便是他的。
清代官帽顶戴 安龙县龙山镇发现 拍摄：丁萍
严格意义来说，老人手中拿的，不仅仅是一颗“珠子”，而是一个“顶戴”，即清代官员帽子的帽顶。这颗珠子称为“顶珠”，中间有穿孔，用一伞状铜构件将其固定在帽子顶部，其下穗状物称为“红缨”，在帽子上起装饰作用，据说也有要清人牢记祖辈“流血牺牲”之意，因此一般以红线缝之。这顶帽子的“红缨”，系棕黄色细麻绳编织，因为颜色偏黄不够红，帽子主人又特意在其上装饰了一圈红色的动物毛发。清代官帽有冬天戴的，称为暖帽。夏天戴的，称为凉帽。因为使用了动物毛发，故笔者猜测这可能是一顶暖帽的“顶戴”。我们经常听的一个词，叫“顶戴花翎”，“花翎”即孔雀羽毛，为皇帝御赐，通过翎管，插在“顶珠”之后，一般赏赐给功勋卓著者。这里顶戴有了，不见花翎，说明帽子主人未被皇家封赏。
最重要的，当然是这颗嵌在帽子顶部的“白色珠子”，即“顶珠”。顶珠是区别清代官职大小的重要标志，按照礼制，一品红宝石，二品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七品素金。其实按照颜色更好区分，一品鲜红，二品粉红，三品蓝色，四品碧绿，五品透明白色，六品不透明白色，七品金黄色。七品一般并不使用真的黄金，而是多用铜替代，因此未锈蚀氧化之前，确呈金黄色，但时间长之后，大概率为青铜的感觉。这颗“珠子”白色不透明，材质系砗磲。所谓砗磲，其实就是海洋中一种贝类动物，因体型大，有“贝王”之称。其壳质厚重，洁白光润，白皙如玉，故在我国古代被认为是一种宝物。最早见于汉代《尚书大传》，书中记载一则“文王四友”用砗磲敬献商纣王，换回周文王的故事。使用砗磲顶珠，很显然这位武举人是一个六品官员，那安龙县龙山镇历史上真的有这样一位大员存在吗？
砗磲顶珠 安龙县龙山镇发现 拍摄：丁萍
清乾隆时期，安龙县为南笼府署所在地，查阅南笼知府李其昌纂修的《乾隆南笼府志》，武举人共有6人，其中府城5个，为叶本支、景增、景瑄、王济渊、汤实伊，鲁屯1人，为李顺，未见王尚贤。清代六品武官，有正从之分，类似正副，在府县之地，称为千总，正为营千总，副为部千总，主要作为防守“营汛（可理解为重要乡镇）”的官员。按照南笼府当时配置（比朝廷规定约少一半），千总指挥250兵。其上为守备（五品），掌兵500左右，其下为把总（七品），约带兵60人。按照常规，一个六品官员，本地志书当有记载，但查阅《乾隆南笼府志》中的守备、千总、把总等职位，均无此人。嘉庆二年（1797），南笼府改名兴义府，安龙仍为治所，扩大查找范围，在张锳编篡的《咸丰兴义府志》中，也未发现王尚贤之名。
安龙县龙山镇龙头大山风光（拍摄：安龙黄复兴）
王尚贤所在的龙山镇，位于安龙县最北部，距县城约39公里，地处安龙、兴仁、贞丰三县结合部。乾隆时期，龙山镇属阿能十八寨范围，因其地位于府城之北，后称之为“北乡”。咸丰年间，北乡属兴义府亲辖三里之永化里（与县同级并列），辖四十六寨，其中一寨较大，称笼纳，境内横卧一列蜿蜒起伏之山脉，《咸丰兴义府志》依据寨名，曰笼纳山。志书有云：“绵亘数十里，丛林茂箐，中有一溪，源深流长，灌田数千亩。相传山中所生瓜果之属，人不可携去，携即不得归路。”聪明的乡人，用这种神秘的“咒语”，让这一地区良好的生态保持至今。笼纳山因主峰像一条巨龙昂首，民国时期改称为龙头大山，1932年，按贵州第三行政督察区公署令，安龙县于此设龙山镇，便因之得名。回到王尚贤，如果从志书上找不到，能否从龙山当地历史遗存上寻找呢，答案居然有。
贵州省博物馆新馆开放前，为展陈之需要，曾经在全省范围内征集文物，笔者与省博西线征集队在龙山镇就征集到一套贺姓家族地契，80余张，涵盖笼纳、半坡、坡桥、阿捧、江纳等寨，时间跨度从清康熙到民国，其中有一张为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二十三日的“当契存照”，相当于地契文约，记录龙阿乃、龙阿二两兄弟因“账务逼迫”，将祖父遗下私田按“四十二千文（约合42两白银）”典当抵押给衙捧寨的贺博饱，契约很正规，有“凭中眼见（见证人）”，还有“硬保人（担保人）”。在“硬保人”一栏，除了龙氏的族内弟兄，王尚贤名字赫然在列。新鲜的是，按照惯例，为了让保人能够日后更好的履行职责，每位保人得钱二百文，而王尚贤后面的加号被涂抹，想必应该是作为公职人员，此钱不能收。
安龙县龙山镇乾隆四十七年“当契存照”。现藏贵州省博物馆
龙山镇村寨地名中，多有“岜”“纳”“者”“堵”等字出现，说明此地历史上为布依族聚居区。今天通过调查统计，龙山镇有62个寨子居住有布依族，是安龙县乡镇这一级，布依族分布最广的。明清以来，朝廷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即撤废少数民族世袭土官，改由朝廷委派并定期轮换的流官，但显然一刀切的做法受到少数民族抵制，难以执行，于是便有了“土流并治”的折中之策，即认可土官与流官共同治理地方政权，而在乡镇村寨这一级，还是多使用熟悉当地情况的地方官。譬如这套地契中，清代的正式称谓“把总”，契书上便写为“目把”，其中“目”，就来源于布依族的亭目制度。据王建生老人说，他们家是龙山本地王姓布依族，这个说法有旁证，笔者从另一张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初十的地契中，发现一个保人叫王尚元，应该与王尚贤是同辈族兄弟关系。
王尚贤作为一个六品官员，是否武举人，暂无从知晓，但他作为布依族的青年精英，被满清政府栽培，并授予官职，守土一方，应无异议。只是因土官之身份，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其被史册屏蔽，倒也暗合满清朝廷的大政方针，即“土流并治”只是权宜之计，长久来看，总是要“改土”完全“归流”的。只是谁也想不到，被志书遗忘的他，最终会以这样的方式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