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处西南一隅，过去由于丛山阻隔，信息闭塞，曾被中原视为“蛮夷之地”。为什么贵州被历代中原士人视为蛮夷之地呢？这与所处的区位、复杂的地理环境、原住民文化素质，以及历代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开发经营有关。《黔书》曰：“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说明贵州关山阻隔，信息闭塞，是造成贵州经济、文化落后的主要原因。

据《贵州教育志》所载：宋代贵州始有一所书院，元代有几所官学。到了明清两代，官学、书院、社学、私塾勃然兴起，其中的原因与中央王朝经营西南及重视文教的政策有关。贵州思南人田秋上疏朝廷，恳请在贵州开科乡试，亦有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田秋，字汝力，号西麓，明弘治七年（1494）生于贵州思南府水德江司（今德江县）。正德五年（1510），田秋中举，四年后赴京会试，中甲戌科（1514）进士。当时，田秋年华双十，风华正茂，被人视为青年才俊。

嘉靖元年（1522），田秋进入仕途，先后任福建延平府推官、直隶河间府推官京城户科给事中（谏官）、礼科左给事中、吏科左给事中、户科都给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十二月，田秋升任福建布政司右参政，之后相继升任四川按察使、广东左布政使。

在任谏官的八年中，田秋敢言直谏，颇有建树。他曾上疏朝廷弹劾派往云南胡作非为、横行霸道的宦官；又针对“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光禄多不经（不遵守成规定法）之费”等弊病奏请裁汰；又建议朝廷在“郊外祭典不应侵迁民冢”“。

田秋一生对故土怀有深厚的感情，尤其关心家乡的文教事业。入仕后，他常常对贵州文教落后的状况反复深思，想到自己早年奔赴数千里外的云南昆明乡试时的情景，行途所经历之艰难苦楚，不禁黯然神伤。

他实在想不通的是，贵州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省后，已成为中央王朝的第十三个行政省，然而贵州仍然没有贡院，乡试仍须到周边省份去考。贵州乡试时而附于云南，时而附于湖广，时而又附于云南。作为朝廷命官，田秋认为不能让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否则愧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愧对家乡的父老乡亲。

嘉靖九年（1530），田秋上《请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恳请朝廷在贵州设立贡院开科乡试。在奏疏中，田秋首先表达了贵州士人的心声：“远方人才，正如在山之木，得雨露之润日有生长。”

田秋以明代建国之初两广共一科场，其后各设乡试逐渐增加名额为例，说明这些举措导致了两广今天“人才之盛，比于中州”的盛况。田秋进而言之：如果朝廷在贵州设科乡试，更加能够激励贵州士人勤奋向学，谁又能断定将来“云贵又安知不如两广之盛乎”?

田秋上疏朝廷的事得到贵州巡按御史王杏的大力支持。王杏继田秋之后亦上疏朝廷，恳请朝廷在贵州开科乡试。田秋和王杏的努力终于使朝廷改变了政策。嘉靖十六年（1537），贵州历史上首次乡试在贵阳贡院举行，并得到二十五个举人名额。

贵州乡试开科是贵州文教史上的一件大事，可说是功在当代，泽被后世，贵州以后的文化、教育，乃至政治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务川、安顺、印江州学府学的建立，对全省各地的官学、府学、书院、私塾的勃然兴起有着引领作用。

二十年后，贵州人才勃兴，比于中州，令国人为之惊叹。据乾隆《云南通志》和《贵州通志·选举志》所载，明宣德壬子科（1432）之前，每科乡试贵州士人中举者不过一人而已，正德庚午科（1510）后，贵州中举人数有所增加，最多时达二十一人。中进士者寥若晨星，仅三十五人；而开闱后一百年间至明末，则出了八十二人，而举人达七八百人。如此迅速的增长，无疑与田秋的两个奏疏有关。

贵州首次开闱，录取了二十五名举人，之后逐科增多，最多时达四十名。如此佳绩，极大鼓舞了贵州士人，使之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举人的名额增加了，中举的机会相应增多了；考试的地点在省城贵阳，无疑对过去无力、无钱的贫寒士人来说是个福音，从此不必赴外省参加考试，在省内应试既省力又省钱，大多士人有能力应付。

田秋所书：黔中砥柱 张运典/摄田秋一生关心桑梓，晚年归乡后卖田以供试卷费用，以此鼓舞家乡士子向学之风；建先祠，置义田，以赡同族之不能婚葬者；治桥梁，设药局，以济乡之不能医药者；建府城垣，以培家乡人文；针对乡人信鬼、信佛的陋习，尽力疏导，遂使民风为之一变。

嘉靖三十五年（1556），田秋病逝于家乡，时年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