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我们穿越一回，就穿越到晚清光绪年间吧。你轻摇扇子，走出贵阳大南门，走过南门桥，进入马棚街，也就是今天的新华路从兴隆街到南门桥这一段，是个米市。买个几十斤米家用，结果店家说你的银两成色不足，扯起皮来，要打官司。对不起，这里就不归贵筑县管了，归哪里管呢？远在两百多里以外的镇宁县，到那里去打官司。包括往前一点的粑粑街，现在好多人都知道是旅游车乘车点，过去也归镇宁管辖。民国《镇宁县志》就载：“贵阳马房（又作马棚）街向归镇宁管辖，纳粮税契诉讼均须赴镇宁，咫尺贵筑不予收受。”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民间传说，就不详细说了；还有一种说法，同治年间，号军围攻贵阳，镇宁人林自清率兵解围，留兵勇驻扎马棚街。巡抚张亮基本来答应给军饷20万两银，结果藩库空虚，无法兑现，只好将马棚街划拨给镇宁。这种说法也查无实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署贵州巡抚林绍年在奏折中说：“镇宁与贵州既非同府，而贵筑出城里许乃有镇宁所辖之粑粑街一段。”光绪《镇宁州志》载：“（除县城附近六枝外）余十一枝与府亲辖、普定、清镇、安平地及贵阳府之广顺州地相华离（犬牙交错的意思）焉。”华楚枝还有些村寨与贵筑县交错。所谓“枝”，据《贵阳百科全书》释义是“一种由氏族演变而来的社会制度。苗族在氏族社会的基础上形成许多支系，语言、服饰、习俗各不相同。以血缘为纽带结为若干家族，聚族而居，以族长为首领，村寨有寨老，按习惯法治理社会，称为‘枝’。”清代“改土归流”后，为了便于治理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同族同宗的基础上编为若干“枝”，以本民族的头人进行治理，纳入官府管辖范围。
到两百多里外去纳粮、交税、打官司，还算近的。据林绍年奏折中说：“如黄平州所辖之濯水，远在七百里以外；镇远所辖之四十八溪，远在四百里以外。其中皆隔越数州县之地”。光绪二十七年(1901) ，天津华学澜乡试贵州回程过施秉时，听说“施秉与八属为邻，八属之中，皆有施秉所辖之地，最远处有行八日始至者，而出城不及半里，又有不隶施秉而转隶他属者”。
还有复杂的。正如道光《贵阳府志》所说：“凡贵州之地，或一司一里华离（交错的意思）在他县他州，或一村一寨华离在他司他里，又或一司一寨而彼此互辖”。“彼此互辖”也就是林绍年奏折中说的，如“修文之扎佐场，巡检归贵阳，居民归修文；出城则一归贵筑，一归开州是也。”明清时，凡镇市、关隘要害处俱设巡检司，归县令管辖，主管治安巡逻、防盗抓贼，类似于治安警察的职能，一般秩正九品。扎佐原来是扎佐长官司，后来改为贵阳府亲辖地，乾隆十五年（1750），因扎佐地处川黔要道，故设扎佐巡检司。所以扎佐的巡检是归贵筑县的县太爷管的，而老百姓又归修文的县太爷管，真的很难想象当时是咋个管理的。说起来扎佐是在修文境内，但是你出扎佐南门，就是贵筑县地盘，出北门，又变成开州（今开阳）范围了。
这些奇奇怪怪的状况，就是当年贵州的痼疾——插花地。所谓插花地，即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又称为“华离”“瓯脱”之地。两地所辖之境犬牙交错还好理解一些，尤其是飞地，简直“飞”到了你不可想象的地步。除了前面所说的贵阳马棚街和粑粑街，还有如林绍年所说：“往往同一山径，山上山下为两属；同一街市，街左街右划分两县。”湖南晃县（今新晃县）有一条约50来米的“贵州街”就是典型例子。民国《玉屏县志资料》说，“贵州街与晃县县城仅一河之隔，已形成晃县县城之一部，而晃县政令既不能到达，本县已有鞭长莫及之感，亦为晃县心腹之患。”贵州街老百姓纳粮交税要到20公里以外的玉屏县大龙乡，调解纠纷和打官司要到玉屏县。抗战时期，“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经过晃县，植物学家吴征镒说：“晃县旧治毁于匪，新址移至溪口。有贵州街，为贵州飞地，实在是封建的乡土观念所造成的陋规。”冯英子在《晃县小记》里说；“这条街一半属湖南，一半属贵州，在湖南出了事，犯了法，跑到贵州那里，便可平安无事了！”陈志良《西南旅行记》说：“如龙溪口浮桥上岸，东块的一条街，有二三户店户，名为‘贵州街’，属于贵州玉屏县的，行政、土地、税收都属于贵州，往往在湖南境内犯法的，在贵州境内可以暂时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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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在湖南晃县的飞地不止龙溪口一处，还有曹家溪和凉伞两处。民国《湖南地理志·晃县》说“境内曹家溪、龙溪口、凉伞三处，各有贵州插花地一方里，行政殊感不便。”咸丰十年（1860）11月，贵州在龙溪口贵州街设厘金局，清光绪年间又将厘金局从贵州街移往曹家溪，贵州街依然保留厘金卡子。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修贵州学政任满回程，过晃县，“曹家溪插入湖南境内，周围仅半里，四届皆湘地。张大令曰：此瓯脱（飞地的别称）也，属玉屏地，无居民，居者皆厘局书丁，不过二三十家耳”。光绪二十七年(1901) ，天津华学澜乡试贵州回程过晃县，所见亦如此。
贵州在湖南的“飞地”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明朝在今玉屏县设平溪卫，隶属湖广行都司（辖今湖南和湖北）。清顺治和康熙时仍设平溪卫，还是属湖广都司管辖。乾隆二十二年《玉屏县志》记载：清雍正五年（1725）平溪卫“裁卫设县，拨楚归黔，而规制始大定矣。”一施行“裁卫设县，拨楚归黔”，问题就来了。清道光二十七年《黔南识略》记载：“雍正六年，划麻沅两屯归湖南芷江县，仅将平屯三里中之两甲拨归玉屏，共三十余户，幅员最狭，虽所属有波州、新庄、龙溪口、曹家溪、田软坪等处，皆离城七八十里，且插入本府及晃州、芷江地界，畸零相错，难以疆域道里计也。”插花地和飞地就这样形成了。晃县“贵州街”飞地问题，1943年开始议决，翻来覆去，直到1948年湘黔划界才真正落实到位。
清末贵州绝大部分州县都存在这种情况，其中以安顺、贵阳、镇远、思州、黎平等府亲辖地及其附郭县的插花地最为集中。像镇宁县这种情况，就是当年安庄卫归并镇宁州时形成的，安庄卫的疆域不是整幅的，是由各块屯田守卫构成的，所以与其他府州县造成插花地和飞地。这种插花地、飞地造成行政管理上的不便，形成经济交流与发展的阻隔，甚至变成盗匪的藏身之地。道光二十八年(1848 )，安顺知府胡林翼说：“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卧榻之旁悉他人之地”，就采取过议定经界、除插花宿弊的举措；光绪十一年(1885) ，贵州巡抚李用清说：“黔省藏污纳垢大半在插花之地，”因而必须清理全省插花地面，划分改隶，正经界以便管辖。李用清一度奏请开展这项工作。后来的巡抚黎培敬也好，岑毓英也好，都曾想捋一捋这团乱麻，要么开办不久就离任，要么军务倥偬，无暇料理。林绍年署贵州后，认为“黔省跬步皆山，辖境本较辽阔，又复插花悬绝，亘古未闻。”“苗疆之难治，非种族之不齐，实经界之不正也”。他奏请获准，“遴委专员清理各属插花田地。以资治理”，将插花地、飞地划拨作为一项重要事务来实施，一定程度破解了长期困扰贵州的“老大难”问题，对加强政府的有效管理和社会稳定，以及当地经济的发展有所促进。
有些“飞地”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已经成为两地群众和睦相处，共建一条街、同兴一方业的和谐发展新篇章了。如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的阳湾团村、主山冲村和饭香运村，被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远口镇的村子隔开，成为湖南省插入贵州省的飞地村。也有贵州飞到其他省的，比如天柱县的地湖乡就飞到湖南境内，这也是贵州最大的一块飞地，有30.5平方公里左右。
地湖乡距天柱县城有50多公里，离湖南会同县城才20来公里。前些年，你站在地湖乡的街上，稍不注意往前、往后，或者向左、向右移动脚步，手机都极有可能变成了“漫游”。后来，经天柱县与会同县两地移动公司调研和技术调整，才解决了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
天柱县地湖乡。图片来自网络
还有一块著名的“飞地”，即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位于毕节境内，处于赫章和威宁之间。它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为开发贵州省西部巨量的煤炭资源，国家决定在这里成立一个行政区——六盘水，管辖六枝特区、盘县特区、水城特区。当时水城特区有两个矿——大湾矿和木冲沟矿，位于现在的大湾镇，为了管理方便，大湾镇就划给了六盘水管辖。后来水城特区改为钟山区，这就形成了六盘水市钟山区在威宁县、赫章县边缘地带有一块面积不小的“飞地”。
进入新时期，有关省（区、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创新跨区域合作模式，探索发展政府引导、企业参与、优势互补、园区共建、利益共享的“飞地经济”，“飞地”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