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丨贵州的历史，可远远不止有夜郎

在贵州，你想不关注桐梓这个地方都不行。从十几万年前桐梓猿人居住的岩灰洞遗址，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慷慨吟唱“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娄山关，在贵州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几乎每一个阶段，桐梓这片土地都会在史册上落下重重一笔。

最近的一则新闻报道，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这里。

2007年7月17日，修建中的习(水)新(站)公路夜郎镇工地，一辆挖掘机挖出了几块样式奇异的大石头，几位见多识广的工人辨认后，怀疑下面有古墓，当即向镇政府报告。经贵州省考古研究所及文保中心专家的现场踏勘，确认为宋墓壁石。进一步的勘测，又在附近发现宋墓3座。加上20世纪后期当地发现并已确认的3座宋墓，这个名为杨坝的地方，先后发现的宋墓已有7座。难怪老一辈的人把杨坝叫做“杨八坟”。如今看来是有一定依据的，那最后一座宋墓，或许不久就会露面了。

桐梓这次发掘清理的宋墓有8座，获得各类精美石刻160余幅、瓷器12件、铜镜3面、少量铜、铁币，以及大量铁棺钉、棺环和桐籽等。记得1957年杨粲墓发掘时，墓中发现的190幅石刻，曾引起社会各界的无比惊叹，被誉之为西南地区古代石刻艺术宝库。此次桐梓发现的石刻，画面直观，涉及人物、瑞兽、花草、仿木构建、家具等广泛内容。这批以浮雕、线刻手法完成的艺术品，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不知储存着多少我们尚不知道的历史故事。

桐梓宋墓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没有出来，各种各样的解读已见之于报端。一些报刊以“唐宋夜郎古城若隐若现”为题进行了报道，并从墓葬的位置推断认为，桐梓夜郎坝宋墓的出现“应与夜郎县的设置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墓之豪华者，可能为废县后百余年间仍居此地的巨族的坟冢。夜郎境内宋墓的集中分布，是夜郎曾为县治的直接结果，反之，亦是夜郎曾为县治的有力证据”。

另外的报道则通过对出土石刻的观察，认为“这批墓葬是在杨氏统领播州的大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再现了黔北宋代的繁荣”、“为研究黔北地区宋代的历史、文化、艺术和丧葬习俗及川、黔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还有一些报道援引当地人介绍的情况，谈到墓葬早在数十年前就暴露于外，附近居民称其为“杨八坟”，传说杨八郎战死在此。

新闻界对历史文化的关注的确让人感到高兴。往昔备受冷落，连高考学子都不大愿意填报的考古专业，竟成了记者们热捧的对象，这足以证明历史文化遗产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正在迅速攀升。记者们的敏锐洞察，正激起读者的思古热情，引导人们去遥想那些深埋了千余年的往事。

桐梓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现如此多的宋墓？贵州其他地区是否还有类似桐梓这样的宋墓群？两宋时期的贵州景况如何？这正是由桐梓宋墓群带出来而让人迫切想了解的问题。

这次在桐梓夜郎镇周边5公里范围内发现的宋墓多达18座，实在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至少说明被称为夜郎坝的这片地区，宋朝时经历过一段繁华的岁月，俗称为杨八墓的规模和奢华程度印证了这一点。杨八墓中规模最大的3号墓，可容纳10多人同时在墓室里开展工作，墓中石刻精美，一幅背印牵马出行的石刻显示出墓主的身份非比寻常。

其实，桐梓并不是黔北发现宋墓的唯一地区。新编的《遵义地区志·文物志》介绍说，黔北各县几乎都发现了宋代墓葬。已经发掘的就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遵义杨粲墓，鸭溪镇花桥村、理智村和刀靶水的宋墓，仁怀市两岔河的宋墓群，赤水市官渡宋墓及务川、湄潭、凤冈等县的宋墓等。

宋墓在贵州的分布并不局限于黔北。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贵州省博物馆在清镇、平坝两县交界处便发现了多达91座的宋墓，经发掘清理，从中获得陶器、铁器、剑、标枪头、鼎、锅等遗物，并有用于殉葬的咸平元宝、元祐通宝等23种北宋古钱币。黔东北德江县煎茶溪宋墓中出土的石刻，内容和形制虽比北宋墓简略，总体风格却十分接近。此外，考古工作者在黔西南的兴义市万屯镇，也发现了属于宋明时期的墓葬。

墓葬这个东西，既是人生命的最后归宿，又是后人缅怀先辈，寄托哀思的对象。无论属于哪一个时期的哪一座墓葬，必定或多或少藏埋得有某个人或某些人的人生经历信息。而大量同一历史时期墓葬的发现，包含的信息自然也就超出了人的个体，墓葬本身也变成了反映一定时代的历史遗迹。

桐梓宋墓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精美石刻的艺术享受，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两宋时期贵州经济社会生活的面貌，这一意义是非同寻常的。崇山峻岭造成的封闭环境长期阻隔着贵州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汉武帝虽然下令“募豪民，填南夷”，搞了一场声势不小的移民活动，但并未能改变贵州地区的民族结构。从两汉到两宋，虽然经历一千多年风风雨雨，汉族在贵州仍然居于少数。这也正是魏晋以至隋唐，所有统治者都离不开羁縻政策的原因。

两宋王朝在贵州的统治，依然秉承历代直接与间接管理并用的手法。这自然是鉴于西南地区的社会现状和政治格局，不能不如此措置，但与赵匡胤谋得政权的特殊途径不能说没有关系。

对赵匡胤的评价是有许多争议的。有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家之一，这个结论也许有它的依据，但历史却常给伟人们开点不大不小的玩笑。这位宋太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却无力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封建帝国。经历19年征战一统天下的宋王朝，因为没有了长城的保护，根本无法应对群强崛起的局势，北方契丹族的辽，西北党项族的夏和后来东北女真族的金，再加上蒙古族军队的长驱直入，一直都是北宋政权的极大威胁。以至才160多年，赵氏子孙便不得不舍弃中原，跑到南方的杭州去过那种偏安一隅的苟且偷生日子。

赵氏靠军人力量发动政变获得天下，对骄兵悍将有着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执政后将崇文抑武定为国策，这就注定了北宋王朝在西南地区只能采取安抚与维持现状的方针。灭掉后蜀以后，西南一带已经没有了如同唐朝时南诏那样强大足以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地方势力，这就使得北宋政府有了在贵州等地区营造宽松环境的基础。有宋一代，贵州境内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事，地方与中央政府往来密切，朝贡者络绎于途。

贵州地方各部献给北宋政府的贡物，侧面展现了当年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当时上贡的物品主要是水银、丹砂、马匹、药材、布帛、石英等。据《宋史》载，仅开宝八年(975年)，一次上贡的物品就有马160匹，丹砂千两，随贡品入京的人数达377人。咸平五年(1002年)的一支进贡队伍更多达1600人，马460匹。有关文献描述当时黔北地区的社会情况时说：“地产朱砂、水银、金、布、黄腊，良田数千顷。”黔北地区的这种生产力水平，即使与周边各省相比，也未必就见落后。

到了南宋，因为江山大面积缩水，再不可能得到富饶的中原供应，社会和军事急需的物资和马匹，很大一部分必须通过贵州这条通道运抵临安。封建王朝更加需要维持贵州政局的稳定，以确保后勤运输线不至中断。这样一来，也就为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与周边各省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各地发现的宋墓，印证了两宋时期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桐梓夜郎坝宋墓出土的石刻从风俗、服饰、艺术、信仰等多层面展示了黔北宋代的人文风情。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文教昌明的基础，即便是达官贵人的墓葬，也很难达到如此精美和奢华的程度。1957年清理发掘的杨粲墓，那墓中栩栩如生的文官武士、人物花卉，龙床龙椅等石刻，其精湛程度在同时期宋墓中亦属罕见。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已经习惯于谈贵州历史文化必称夜郎，以致很多人产生这样的错觉，悠悠几千年的贵州历史，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只有夜郎这唯一的历史遗产。甚至桐梓宋墓如此重要的宋代文化遗存的发现，也被莫名其妙地和唐宋夜郎黏合在一起。而它所展示的两宋时期贵州经挤社会发展水平；那一历史阶段贵州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历经五代十国动荡分裂之后，贵州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等诸多珍贵信息，反而被忽略和受到冷落，这的确很让人费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