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贵阳距华家阁楼、高家花园和唐家花园很近的忠烈街深巷里，还居住过一位“顶子”级的人物，那就是刘春霖。上世纪90年代修幼儿师范时，就拆了三进的被街坊老人称之为“刘道台的公馆”，只剩下刘氏支祠依稀显示当年的模样。
刘氏支祠
晚清有两个有名的刘春霖。一个是直隶肃宁人，于光绪三十年(1904)考中状元。次年，废除科举制。这个刘春霖便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另一个刘春霖（1840-1913），就是曾居忠烈街的刘道台，字润民，号雨山，别号卨唐，蒙谷老人，安顺人。两个刘春霖字号也相近。一个字"润琴"，一个字"润民"，都有一"润"字；一个号"石云"，一个号"雨山"。忠烈街的刘春霖因号"雨山"，又被人误为撰甲秀楼长联的另一个安顺人刘玉山，那是楹联大家刘韫良，字玉山。
安顺刘春霖清同治六年（1867）举人，次年二甲赐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授编修。光绪四年（1878）外放云南候补知府。五年（1879）担任己卯科乡试内监试官，还是候补官员。当时的云南巡抚杜瑞联大肆收受贿赂，有人问刘春霖有没有补缺的好消息，刘春霖道：“吾不能进美人，图媚事长官，好消息从何来！”
之后，刘春霖代摄广南、昭通、东川知府，开始表现出他的治理才能。十四年（1888）署昭通府试用知府时，受到光绪下旨“益加策励，勉为循良”。十五年（1889）护理迤南道（治今普洱县）。猛参、猛董土目寻衅互斗，刘春霖调解划界，平息争端。“镇边夷乱起，”云贵总督王文韶命刘春霖“分道进攻，拓地三百里”。十八年（1892）率兵“抄间道 ，出奇兵 ，摧坚捣险，扫穴擒渠”，平定张登发事件。倡捐重修普洱府龙潭堤。二十一年（1895）光绪帝发布明发上谕要各省督抚保举人才时，云贵总督崧蕃保举折中就有已任开化府（治今文山县）知府的刘春霖。二十三年（1897），以开化府知府任中方总办滇越界务分统，与界务委员彭继志，以及法方五圈官、督办中越界务委员本义德等在保胜（今云南老街）签订《滇越界约》。二十六年（1900）以道员记名。土匪预谋偷袭蒙自城 ，焚劫税关 。刘春霖率兵抗击，“危坐城垣不稍却”，最终土匪退走，保证了新开商埠蒙自的安全。
中法战争后，与法通商及交涉事宜日多，于是设临安开广道（治今蒙自市）。这个地方“汉夷杂处，事务繁剧”，“土彝种类繁多，哀牢瘴疠之乡，悉在境内，官斯土者，颇称难治”。二十七年（1901）刘春霖任临安开广道，老练沉稳，表现出较强的治理和交涉能力。署云贵总督云南巡抚丁振铎奏保请旨录用。二十九年（1903）升云南按察使。周云祥领导矿工起义，连陷临安、石屏。刘春霖扼通海，广南军蹑其后，不两月事平。赏给头品顶戴。实授云南布政使。
清代蒙自
接着，就像走马灯一样，刘春霖在布政使职位上被调来调去，担任“救火队长”的角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西会党起事。三十年（1904）五月二十三，刘春霖由云南布政使调任广西布政使。六月，光绪谕令刘春霖统带旧部，并派黄忠浩协同到广西防剿。所需饷械由云南代垫。本来要刘春霖兼充三省营务处，后因临安府善后及滇越铁路等事须与洋员商办，又撤回了成命。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即调任湖南布政使。三十一年 ( 1905 ) 正月，又调回云南任布政使 。三十三年（1907）前后两任云贵总督对其的密考考语中评价完全相反，刘春霖受到调查。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命云南布政使刘春霖开缺候闲”。二月，“命开缺云南布政使刘春霖来京豫备召见”。三月，孙中山派黄明堂、王和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起义军百余人，开赴云南边境，汇合当地会党，伺机起事。清政府又想起刘春霖了，谕“著赏假十日。假满后迅即赴滇”，帮办云南边防事务。九月谕令云南布政使刘春霖为江西布政使。
刘春霖在云南宦游三十年，以干练著称于时，颇有政声。光绪十五年（1889）到二十九年（1903），近十五年时间，刘春霖长期在烟瘴肆虐，暑热炎蒸，交通阻隔，被称为“烟瘴缺”的云南南部民族地区任职。在总办滇越界务时，随从接连染病丧命，刘春霖亦染瘴病倒，他交代众人，万一病逝，棺木太重，不易运输，不如“以大竹剖而藏之，裹以布而漆之，易为力也。”
由于和土司打交道时间较久，所以熟悉边情。《中英缅甸条款》签订后，缅甸由藩属国成为英属殖民地，清政府“于各土司处添设防兵，挑练土练”，准备建立起以防兵为主，土司参与的边防。刘春霖对土司在其中的作用看得很清楚，他指出在外患进逼的情况下，“我所恃，土司也”，“地方官者，土司之主也，防营又土司所恃”。于是在英国占领缅甸后，清政府派防营进驻腾越等土司辖地，同时授土司予土职，纳土司于边防，对巩固边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云南土司衙门
面对滇越铁路开通可能带来的巨大商机和列强入侵的潜在威胁，云南官绅认为主动开埠对通商及维护国家主权均有助益，决定在紧挨着昆明南门和东门的地段建设商埠。三十一年（1905）12月，布政使刘春霖、按察使陈灿与粮储道增厚等会同拟订出昆明《商埠工程局规条》，对工程局的用人及有关公共设施建设做了详细规定，规范和推动了昆明商埠的建设。
昆明商埠界址碑
光绪十一年（1885）爆发中法战争。十二年（1886）中法战争结束，清政府派内阁学士周德润为勘界大臣，率吏部主事唐景嵩、江苏试用道叶廷眷，会同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办理中越界务（滇越段）勘界事宜。中方官员事先作了调查研究，并仔细查考方志舆图，掌握了大量的史实依据，而且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据理力争。最后，清政府在“有争必有让”的情形下，同意了法方的折衷方案。光绪二十三年（1897）刘春霖任中方总办滇越界务分统，和界务委员彭继志一起，与法方共同勘定边界。年近花甲的刘春霖不顾密箐深山，亲临实地勘测 ，“风骨棱棱，遇事持正 ，无迎合诡随之习”，“法员狡横特甚，恒欲侵占华界，要挟多方，寸土必争，屹不为动”。最终中法双方在边界“定线立牌”，“中划井然 ，无一退让损失，边地土司土民至今犹称颂之”。
在云南保护铁路利权的运动中，云南官绅学界危机意识尤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二十七日驻滇英领事照会云贵总督，提出腾越铁路拟由缅甸修造。布政使刘春霖，按察使陈灿等与英务领事谈判，于八月初七日举行，刘春霖等坚持中方的铁路修筑权，反复辩驳三小时，英方理屈词穷，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空手而归。
辛亥革命后由刘春霖从江西回贵阳。民国二年 ( 1913)卒于家，年七十有四。他为官清廉，“兢兢以廉介自持 ，屏苞苴，却馈遗”，“清风亮节 ，人咸钦之”。同在云南为官的陈灿在《江西布政使刘公家传》说：“《黔书》云：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之磊落峭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为巨人。近世如平远丁文诚，贵阳石侍郎，镇远谭中丞，遵义唐中丞，类皆以刚直著。”将刘春霖与丁宝桢、石赞清、谭均培、唐炯类比。云南人贵州学政陈荣昌称“藩司刘春霖、臬司陈灿皆正人”。刘春霖一生无子。民国六年 (1917)，其侄子刘瑞徵在忠烈街建刘氏支祠，因刘氏是安顺人，所以在贵阳只能是建支祠。1987年刘氏支祠公布为贵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昆明园通寺的石壁间，留存有刘春霖的遗迹摩崖"秀拥玉华"，供人们凭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