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人都在琢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其实道理很简单，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回顾1935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的工作纪实，会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性质，认识这样的党是不可能不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没收征发委员会）旧址，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这里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副军长犹国才的私宅，建于二十世纪20年代末，坡屋顶、小青瓦、穿斗屋架，具有典型的黔北民居建筑特点，建筑面积1155平方米。
1931年11月2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毛泽民为行长。自此，在中央苏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崭新的金融体系，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反对国民党军“围剿”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4年10月中旬，国家银行的14位同志编入军委直属纵队15大队，几百人轮流挑着一百多副担子，抬着黄金、白银、银元和印票子的纸张、机器，由一个连护卫着开始踏上长征路。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后，为了在后勤上保障部队的行动，中央决定成立没收征发委员会。由苏区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任主任，毛泽民任副主任。委员会下设调研、没征、财务、管理四个科。其任务是掌握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党对土豪劣绅的政策、征粮筹款、补给部队或散发给人民群众。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利用部队休整机会，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货币发行和回笼工作。
当时，红军指战员每人只有很少的零用钱，为让战士们在遵义城内能买到一点征途中必需的小物品，银行同志就公开发行苏区印制的钞票。同时，考虑到部队离开后，苏区货币就不能使用的情况，也为了避免敌人对使用苏币的群众刁难、迫害，就以国家银行名义写出布告：欢迎社会各界群众兑换苏币，并在遵义城的狮子桥、丁字口、万寿桥等处设立兑换点，桌上堆放着银元、食盐和香烟等实物，让群众自由按市价进行兑换。如在苏区时一斤盐要一元，这时一元就可买七斤盐，还可以买白金龙香烟四罐；一元苏币到国家银行换一元二角现洋，也可换二元国民党发行的票子。
由于货源充足、买卖公平，红军所用的苏币，均可按日兑现，因此，遵义城内大街小巷的商店、面馆、酒楼、书店均门庭若市。广大群众通过历史上军队所过之处，强行推行“军用票”过后又变成废纸的情况，与红军在遵义的做法相比，深深感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英明伟大，的确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这不仅维护和提高了苏维埃币的信誉，维持了红军的经费开支，更重要的是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宣传，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积极性，在此期间遵义有四千多人踊跃参加红军队伍。
当红军决定撤离遵义的前夕，中央没征委员会和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地为群众办理兑换工作，许多群众见红军如此为群众利益着想，舍不得将手中的苏维埃币拿去兑换，便珍藏起来作为纪念品。遵义解放后，群众又把一张张、一叠叠留存下来的苏币，捐献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成为我党、我军模范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见证。试问，古今中外，其它什么军队在遭受挫折时还能有如此行为！
历史充分证明，我们党来自于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999年遵义市政府拨专款修复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和中央没征委员会旧址，并按原样在楼下陈列了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部长，长征时任中央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林伯渠的住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没收征发委员会副主任毛泽民的住室，以及钱之光、李井泉等同志的住室，还复原陈列了银行管理科、发行科、出纳科、会计科和没收征发委员会办公室。
201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在旧址楼上推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遵义》专题陈列，比较全面、系统展示长征与遵义期间的金融工作。现在旧址已成为观众参观学习的一个重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