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在贵阳市相宝山大院里，玩家可以扒拉出一堆，廖国松排名顶尖。而他最大的优势，是率领一帮对他既尊崇又不恭的中小辈人儿，玩音响、收藏、画画，如老鹰带雏，彼此玩得团团转。

对廖国松，我是直到文革以后，才得以目睹其真人。他被农民称像马克思、文人称像海明威，都是大名人。他算我的同龄人。

廖国松

廖国松在文学界响动早，上升猛，是诗坛宿将，曾被列为贵州诗坛“三廖一张”中的一廖。他一度竟端坐在我们编辑部隔壁的市作协，一叠报纸一杯茶的，俨然一副上班相，舒坦得让人艳羡。

1980年代初，《花溪》几次面临风暴。他因来得晚，没赶上，日子自然比我等尚未摘下“搞自由化”小帽的人舒心。我打起了一个主意，得让这个逍遥人儿移步《花溪》小说组，为挖掘我们的“稿山”出点力。不过，我怕碰他的钉子，话说得吞吞吐吐，全无底气。谁知他爽快接茬，且一来就挖山不止，还约了一篇后来获全国短篇奖的稿子。

我半途而废离开《花溪》了，他还真干了大半辈子，才转行市书画院。这里发了一批他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年今月的油画作品。其画风，在五十年前就如此超前了。

我退休近二十年，大脑迟滞，大事记不住，留在记忆中的，都是那些“风飘飘而吹衣”的零零碎碎。

我首先发现他的浑厚美声，与编辑和国正的民歌高腔适成对照，二位就像燕尾服与长袍马褂，各美其美，但二位都是可以上得台面的水准。我个人的兴趣更欣赏燕尾服，且不是什么当年流行的《三套车》《伏尔加纤夫》，而是没有经苏俄派改良的、民国时期老派的那种《老黑奴》《美丽的阿美利加》之类。他是贵阳市最早玩音响的“土炮一族”，家里就是琳琅满目的工坊，从设计到自我手工操作，皆领风尚之先。

市文联人的一大乐趣是玩桩头盆景。此玩风之兴起，廖国松不能摆脱干系。

其巅峰行动，是编辑部开一辆新面包车去乌当下坝首行试车。廖国松被视为权威专家。在他的点拨下，人人使出“学大寨”的力气，刨了半车南天竹装车拉回种盆。

最后发现，活下来长成木材的尚有一二，成型的几乎为零，可算得一次空前绝后的破坏水土保持，惭愧。

廖国松和张永龙与我同一个办公室，他二位都是早年就与画家尹光中相识了，那时，大家都是“社会上的”人，下苦力之余，玩法多多，不成气候：读禁书、涂鸦、拍照、打麻将。

尹兄后因参加北京“星星美展”，又被意大利名导伊文思看中当了明星出镜，闪亮闪亮的。尹兄偶尔来找我聊天，他口若悬河让我惊叹。可尹兄一看见他二位来办公室，寒暄两句，悄悄咪咪就走。

我留他不住，却发现廖国松在一边偷着乐。

我忍不住问廖国松，这是为何？他说：“哪个喊我们偏偏见过尹兄当‘土工子’的过往呢，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哪样都可以互揭老底，好玩。尹兄现在身份不一样了，能够理解，哈哈哈哈……”

廖国松这家伙的通达通透非一般人所能及。

廖国松的文风话风，让我想起近年来网络上调侃的“凡尔赛”，这是某些文人已经常态化的秉性。诸如有人总是会在文中“不经意”透露自己的锦衣玉食、谈笑皆鸿儒、花钱如流水，还并非所愿，还苦不堪言……

廖国松却是天生的、本真的非凡尔赛。

廖国松在谈诗说文的雅句中，总要夹几个“狗宗、老子、儿啰”才过瘾。他说：“我从来说话嬉而不嗤，一到正儿八经的场合，半句话说不出来，只有‘哑雀’。”

其自判尤为狠恶：“可惜我这辈子玩哪样都是三流才气。”所以，与他说话能够让人飘飘悠悠松弛神经，放下“端”的架势，回到人的本真。

若非如此，一帮中青年小人儿，哪会老是无老无少的缠着这个老者呢？

到了九十年代，《花溪》还是有些命运不济，时而编辑部会受到“理抹”。当年，别的单位多对上级主管领导有所“表示”。但我们《花溪》，一是没人愿意出面做这有点下作之事，二是囊中羞涩，想下作也没本钱。

于是，大家相中了廖国松的盆景，就策动他捐作“贡品”，权当是做“公益”吧。他不吭不哈地献出了瑰宝，以解《花溪》之危。

这也足见得当年我等之俗气。廖国松的境界可是要比我略高一筹。这就是他的处世之道：“我不下地狱，哪个下地狱！”

他的秉性，不知是否与遗传基因有关。廖国松母亲瘦削白皙，我见过两三次，她都是躺在病榻上，脑子清爽，当年的美人气场犹存。她一生万般坎坷，苦若黄连。最后，不知怎么就留下了瞿秋白式的临终遗言，且有自书的文字：“金钩挂玉牌好吃，油辣角好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