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他选人的眼光，自有其独到之处。
年轻时期的胡适 图片来源：报刊文摘
以实力选人，还是以外在选人，是选者学识、眼光的分水岭。
1934年，来自贵州务川县的、两次没考上北大的小青年寿生，以其独特的作品，让胡适对其青睐有加。
寿生30年代于北京中山公园
胡适是寿生作品的首发编者，也是寿生作品的欣赏者。在寿生作品中，论文和小说除一篇发于《大公报》主办的《国闻周刊》外，全都发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
《独立评论》是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一个重要刊物，倡导独立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它与20世纪20年代的《新青年》，40年代的《观察》一脉相承，是舆论自由的旗帜。
《独立评论》中发的12篇论文中有5篇是胡适写的编辑后记，另外一篇《新旧交替时代的游移性》的编辑后记署名是“编者”，其实也是胡适所写。因为那篇署名“编者”的编辑后记曾写道：“他来信说他是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胡适在为寿生后来写的一篇论文《我们要有信心》的编辑后记中说：“我在96号（即指上文）介绍他，曾说他是一位不满20岁的青年，后来他对我说，那是我误记了，他今年23岁。”所以，胡适为之写编辑后记的至少应是6篇。
寿生参与30年代风谣学会成立
寿生发表的10篇小说，也有5篇是胡适写的编辑后记。寿生于1936年5月参加了胡适任主席的“风谣学会”，会员有顾颉刚、沈从文、朱光潜、周作人等30余人，专门研究民间歌谣、故事、民俗等，并主办了《歌谣周刊》，胡适任主编。
胡适与寿生是有缘人。政治上，胡适在担当上海中国公学校长期间，因思想言论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严厉批评并要求“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使他不得不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这种政治上的高压激起了他反抗的个性，他在1930年1月由新月书店推出的《人权论集》（与罗隆基、梁实秋合著），当年印了四版，但很快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该书的序言中提出：“因为我们要建立的是批评国民党的自由和批评孙中山的自由。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就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主张，使他1932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后，与几位知名教授一道筹办了《独立评论》，印刷、出版、发行等费用全由主办者们个人支付。《〈独立评论〉引言》中说：“我们叫这刊物作《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寿生在阅读
寿生当时是一个从异常黑暗、边远的贵州小县城来到北大的青年学生，没有参加任何派系，因亲身经历和广博的阅读，使他具有了强烈的追求民主自由的意识。提起笔来，他的这种意识犹如火山喷发。
寿生在处女作论文《试谈专制问题》中说道：“蒋胡二先生，为‘专制’二字所迷惑，于是一个说，专制是必要的，一个说是不可行的。”“就是胡先生所引出的开明专制 ，他也不屑一顾。”最后作者明确地说道：“若专就蒋胡二先生的意见，问吾同情谁，吾人宁肯同情胡先生了。”
当年在政治观点上的一致，使得胡适发现并多次撰写编辑后记来提携这样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
寿生出席县人代会
论文这种文体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八股腔、西洋腔最浓重的领域，胡适则主张口语化的论文，用最平常话说最“学术”的问题，不用或尽量少用专门的名词术语。
寿生的论文正是如此。单是几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做好做歹连拖带打》《象对象，直杠杠》《论走直道儿》《莫把活人抬在死人坑》等。寿生在阐述自己观点的时候，常常是一针见血，极具通俗性，大众化。比如在《文化单位论》中有这样的句子：“‘共产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文化’，都是同娘共母的兄弟，不过一个长进一个堕落罢了。”浅显明白地表述了作者对两大政治制度的观点。这种表述也正是胡适所提倡的论文的大众化、口语化。
在文学方面，胡适早在1917年1月1日 《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对文学有八项主张：“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寿生的作品从小说到论文，都完全符合胡适的这八项主张。胡适对初涉文坛的寿生的文风十分欣赏。胡适在给当年的习作者陈企霞（后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文艺报》副主编）的信中说：“我总觉得你的文字不曾经过‘说老实话，说平常话’的训练，使大家读了起不真实的感觉……《独立评论》向不登文学作品，我们只要一些清楚明白说平常话的好文字而已。送上《乡音》《新秀才》两篇，可以代表我们要的文字。《新秀才》是一个今年考北大不取的贵州学生做的。你看了也许不能欣赏这一类的文字。但文字不从这条路子入手，是不会做好的。”
胡适给了一个毛头小伙寿生如此高的评价，但寿生并没有因此而对胡适唯马首是瞻。寿生也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他照样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就在寿生贺《独立评论》两周年的文章《我们要有信心》一文的结尾处还说：“独立评论是在九一八后产生的，她的文章一天比一天消极……”
胡适对寿生的批评文字也很坦然。后来，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和国文系系主任的胡适希望寿生能到北大工作，写作。寿生说，我连北大都考不上，怎么能进北大工作呢？胡适让他把自己的作品拿来就行了，寿生依然谢绝。他那特立独行的个性让他不愿意依附于任何单位。
八十年代的寿生
朱海涛在三联书店出版的《北大旧事》中写道：“这些‘偷听生’中的英雄并不少。听说沈从文就是此中人物；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申寿生，也是‘拉丁区’的一位年轻佳客。”
陈平原在《建设者的姿态》（中华读书报1999年3月10日）一文中说：“据说，适之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
从寿生的作品和经历来看，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胡适这种矛盾的世界观的影响。他在北大“偷听”期间，一直在多方位地“鸣”，把来自边僻之地民众的疾苦、呼声传播给学界，传播到文化学术的中心地带，引起世人的关注。那时候，他闯进了《独立评论》，并得到胡适的鼓励，他把自己独立不羁的政治个性、学术个性、文学个性都作了充分的张扬，这当是他漫长一生中有数的亮点之一。
寿生在清华中学讲课
由上可见，在1934——1936年间，胡适与寿生之间是一种很好的师生、乃至于文友的关系。
寿生照片由寿生之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