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贵州历史笔记》来了!
2019年,首版《贵州历史笔记》在动静新闻客户端以专栏的形式一经推出,就取得了极大的关注。该书呈现了贵州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是贵州著名历史学家范同寿先生的扛鼎之作。专栏共推出了37期文章,期期精彩纷呈,让读者意犹未尽。
这次,范老师带着全新的《贵州历史笔记》来了。首版《贵州历史笔记》多聚焦于贵州不同时期的政治与军事方面的人和事,而新版《贵州历史笔记》则将贵州的经济、文化、民族有关的人和事作为记述的重点,并在时间线上做了延续。以笔记形式更加全面地对贵州历史大脉络、大走向进行有选择、有重点的评述。
动静新闻客户端重新连载《贵州历史笔记》专栏,加入新的“笔记”内容,通过部分摘录、重新编排,再次献给每一个关注贵州的人。
没有人能离开地理环境的变迁与人口的流动去讲历史,人类的进步只有通过不断交流、相互学习才能实现。
如果没有古代民族的迁徙运动,便不可能有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也不会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一位叫博厄斯的美国学者在其所著《全球通史》中说:“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重要性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社会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越多。”
学术界对贵州各民族的源流及其后的迁徙,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这些研究成果为探讨各民族的文化源奠定了基础。
仡佬族(图片来源:安顺新闻网)
从现有的文献与研究来看,仡佬族是贵州的土著,也是贵州高原各族共认的最古老民族,故有“古族”“古老人”一类的别称。早年“蛮夷仡佬,开荒辟草”的民谚,印证了这个民族先民最早生活于贵州的事实。据传,每年“吃新节”期间,仡佬人若从其他族人的地里采摘作物,不会受到责罚;仡佬人死亡送葬,也不需要如其他族人那样沿途丢“买路钱”。这似乎是出于各民族对仡佬人最早开发足下这片土地的认可。
汉族的文化源研究表述较多,已到耳熟能详的程度。其他贵州世居民族的文化源,则可分别从苗瑶、百越、氐羌等几个古代族系中去追寻。
贵州是苗族聚居最多的省份。苗族历史悠久,又是一个历史上不断迁徙的民族。近年来,通过对苗族族源与历史的考察,较多的学者认为,苗族的先祖是传说时代的蚩尤。涿鹿之战蚩尤被炎帝、黄帝联合战败后,他领导的九黎部落,开始了多苦多难的迁移。汉代以后被称为“五陵蛮”或“五溪蛮”的苗族先民,一部分迁住黔东北定居下来,成为东部方言区的苗族。由“三危”(今陇西一带)辗转迁移到黔西南地区的苗族先民,成为西部方言区的苗族。中部方言区的苗族主要居住在黔东南地区,少数散居于黔中一带。这部分苗族大多由湘西、桂西北入境。《苗族古歌·溯河西迁》中有“来到方长协,来到洋岔利……来到党故坳,松计是祖地。”的歌词便是证明。苗语称榕江为“方协”,方长协、洋岔利即指都柳江两岸。党故坳是今剑河县境内一座山丘,松计则是距党故坳不远的一处坡地。这两地正是这支苗族先民的最早定居之处,故又被称为“老寨”。后来,其中的一些人迁去了黔西南。
历尽艰辛奔波迁徙的苗族,创造了富于民族特色的文化。传说苗族原有自己的古文字,与汉字同源,为了怕本民族迁徙的秘密暴露给敌人,特意不让其流传下来。然而,没有了文字并未防碍族群历史与文化的传承,苗族大众通过古歌、故事、民俗、歌舞、服饰、生产与生活技能,将本民族友善、和睦、乐观、顽强与进取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一直维系至今。
苗族飞歌(图片来源:掌上黔东南)
行进在贵州的山路上,你会偶尔听到一段段尖锐、高昂、动听,却又不知来自何方的歌声,那多半是苗族的“飞歌。飞歌这种只属于苗族的歌种,可以说是民族传统文化与山地生态交融的结晶。苗族飞歌独具魅力、充满个性。一旦唱起来,那高亢嘹亮,豪迈奔放的音调,明快、自由的节奏,直插云霄的声音回荡于山间,即便隔着几座山头,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同属古代苗瑶族系的瑶族,迁入贵州的时间相较苗族为晚,在贵州分散聚居于黔南、黔东南自治州的一些县境。瑶族支系繁多,族源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但远古时期属九黎之后却是无疑的。汉以后的“荆蛮”“武陵蛮”是瑶族的先祖。元朝时,大量瑶族先民南迁,进入两广腹地,明清之际,先后转至湘南、赣南、滇东南与黔南、黔东南一带山区居住下来。其中一部分移住到境外,由东南亚扩散到其他地区,成为跨境民族。
瑶族(图片来源: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
瑶族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古歌是瑶族文化中分量极重的文化遗存,除数量大、类别多外,在民族内部有着较高的历史地位。其中的《盘王歌》,歌词长达300多行,歌名因不同居住地域称呼各异。与贵州其他少数民族一样,瑶族的音乐、歌舞大多源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并与原始宗教信仰关联。族众擅长的“长鼓舞”“铜鼓舞”均含祭祀盘王的意境,其他反映生产与生活的歌舞,则都有着的山地文化烙印。
生活在贵州的布依、侗、水、壮等民族都属古代百越族系。从历史上看,“百越”一词应是古代中原部落对长江以南众多部落的泛称。《汉书·地理志》载:“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说明古代百越分布之广,居住族群之多。上述几个贵州世居少数民族,都是古越人中居住于今广西中部、北部与贵州南部,被称为“骆越”人的后裔。古时将山间谷地中的土地称为雒田,靠耕种雒田为生的族群,便有了雒越的称谓。一些地方的布依族还自称为“勒野”,与“络越”的语音相近。
布依族(图片来源:新华社)
贵州的布依族是古骆越人的后裔,这一结论已得到史学界的普遍认同。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布依先民源出于古代“濮”“僚”人,与前说并不矛盾,“濮”“僚”本就是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秦汉时期,居住在南北盘江、红水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被统称为“蛮越”“夷濮”或“夷僚”,他们当中便包括布依族先民在内。汉以后,这些少数民族又被称为“僚”和“俚”。唐代,今居住于今都匀、惠水、盘江流域的少数民族被称为“都匀蛮”“谢蛮”。宋元时期,黔南地区以龙、石、罗、方、张、韦、程、卢为主的几大姓被称为“八番”。元代建立的“八番顺元”土司即来源于此。明清时期,贵州境内的布依族被称为“仲苗”“仲蛮”“青仲”。省外少数人对贵州苗族、布依族分辩不清,多与此有关。
早些年,笔者随同文物部门的同志到黔西南州考察时,曾到当地著名的南龙布依寨参观。在那里,一位村民告诉我,他的祖上是随明朝征南大军来到贵州,之后在这里定居下来的。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这位老乡还翻箱倒柜找出了一部手抄复印本的家谱给我看。这位村民的说法也确有依据,只是这批当年“调北征南”留下来的明军将士,与同期进入贵州的官吏、商户一样,多系与当地布依民族长期融合后,成为布依族成员的,且这批人在贵州布依族中为数还不少。
到贵州旅游,如果遇见一群身着青蓝色自织布的男男女女围着鼓楼歌舞,那多半是侗族群众。同属于百越族系后裔的侗族,大部分居住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铜仁等地。
侗族(图片来源:新华社)
侗族形成单一民族以前,属于古越人中的一部分。唐朝时被称为“黄峒蛮”,一度“威行五岭”。唐代中期开始源源北上,抵达湘、黔毗邻地区,并逐渐形成独立的族体。《宋史·西南溪峒诸蛮》载:“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内地者为省民、熟户,山瑶、峒丁乃居外,为悍薮”。足见贵州、湖南、广西3省交界地区,那时已成为侗族集中的居住区。今天我们仍可以从黎平等地的古歌中,听到这类追忆迁徙的歌词:“我们侗族祖先,落在什么地方?就在梧州那里,就在浔江河旁。”
流传于榕县的《天府侗迁徙歌》唱道:“甲午年从那儿出发,乙未年才到这个地方”。尽管古歌并不能确定侗族迁徙至今址的具体时间,但元代已在今贵州侗族地区设置土司,明初又设置卫所,明清改土归流以后,随着汉族的大量迁入,侗文化与汉文化之间开始有了频繁的交融却是肯定的。
近年来,由于“水书”研究成了一项热门,水族的文化溯源也出现了多种说法。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从语言、文化等方面考察,水族与现今骆越族系后裔的壮族、侗族、布依族、仫佬族和毛南族,在语言、文化方面都表现出了诸多的同源性和相似性”。
水书(图片来源:三都县融媒体中心)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通过现代DNA遗传学研究,却发现水族的遗传基因在同典型南方民族比较中差异度最高。语言学的研究也发现,在发声学上,水语与汉语有同源关系。水书研究者更认为,水书文化与殷商文明和甲骨文之间有诸多联系。这样一来,水族的文化源忽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如今比较得到公认的结论是:水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先祖发祥于北方,居于商地西面的睢水流域,这也是水族自称为“睢”的由来。
水族(图片来源:三都县融媒体中心)
其后,水族先民因各种原因不断向南迁移,唐宋之际形成单一民族,后从广东西迁至桂西邕江上游的岜虽山一带,再溯龙江而上,定居于黔南等地。宋代的史籍称其为“抚水州蛮”或“抚水蛮”。
从西北方向迁入贵州的氐羌族系中,彝族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民族,羌族则属于少数。
彝族撮泰吉(杨元德 摄)
作为中国第六大少数民族的彝族,支系繁多,有许多不同的他称和自称。由于居住面广,彝族仅语言就有方言6种,次方言5种,还有25种土语。彝族是贵州少数民族中唯一有多达万个单字古文字的民族,发现于大方县的彝文铜钟,铸于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钟面刻写的彝文是现存最早的彝文铭文。此外,贵州境内的彝族还保存着大批手抄的彝文古籍。
关于彝族的族源,学术界的说法多达八九种。方国瑜先生在《彝族史稿》中认为:“彝族祖先从祖国西北迁到西南,结合古代记录,当与‘羌’人有关。早期居住在西北河湟一带的羌人,分向几方面迁徙,有一部分向南流动的羌人,是彝族的祖先。”但彝文古籍《西南彝志》则记述称,远古时代西南地区就有若干氏族部落活动,其中的哎哺、尼能、实勺氏族中的昆明人、叟人即是彝族的先民。
彝文典籍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贵州与云南两地的古彝文典籍都十分丰富,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化价值。古彝文不仅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体制最完善成熟的古文字,也是世界上体量最大、字数最多的古文字。2009年,毕节学院承担的《彝文计算机编码输入法》国家课题,收入彝文单字8万余字。现存彝文编制的各类典籍不仅类别齐全,而且研究价值极高。
民族文化源的追寻,是了解当代民族从发生、发展,直至走向现代不可或缺的一项工作。民族迁徙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因此,对贵州世居民族文化源的追溯,大部分都只能从民族迁徙的角度去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