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黔西南兴义、兴仁以及黔中腹地安顺平坝、贵阳清镇出土的一些汉代灯具，比较突出的特点，是灯具上大量的人俑形象。前文我们说了，这些人俑的位阶通常不高，多是侍女或家仆，角色扮演主要是托举灯盘。有趣的是，商代甲骨文的“光”字，就是一个跪人的头顶，加一把火。《说文解字》曰：“光，明也”，即灯光、光明、明亮之意。《礼记·檀弓上》记载儒学大师曾子将死，更换床席，旁边就有一个童仆“隅坐而执烛”，就是举着灯烛，坐在角落为主人照亮。甲骨文“光”的形象，典籍中童子举灯烛的形象，恐怕就是铜灯上为什么大量出现人俑的原因。

甲骨文“光” 图片来源：中国文字博物馆

最早的灯其实并没有人俑。据《尔雅·释器》云：“木豆谓之豆，竹豆谓之笾，瓦豆谓之登”。所谓豆，通常上有盘，中有柄，下有足，非常像今天的一盏烛台，是古人一种盛放食物的器皿。这句话简单的理解，就是木制的豆盛装肉食，用于祭祀。竹编的豆，通常镂空，多用于盛装果实。陶制的豆就是“登”，象形文字就是手捧豆的样子。古也称“镫”，如《楚辞·招魂》描述殿堂内“华镫错些”，就是形容错落高低的灯盏，也就是今天的“灯”。因此多数学者认为，最早的灯为陶制，就是从陶豆演变而来。两者区别的主要标志是灯钎，豆盘无，灯盘有。灯钎既可插烛，也可以缠绕灯芯用于燃烧。河南南阳邓县长冢店汉墓，出土有侍者手捧豆形灯的画像石，从灯盘上窜的火苗比侍者帽子还高的情况，显然盘内铸有灯钎。

豆形灯画像石拓片 长冢店汉墓出土

贵州出土的汉代灯具，种类相对齐全，这种器型较早的豆形陶灯尽管不见黔西南和黔中地区的汉墓群，但在西部和北部的汉墓均有出土。当然，因为这些陶灯是作为随葬冥器使用，故塑形时通常将盘内的灯钎省略，因此容易和陶豆混淆。黔西县城关镇石圆村37号墓曾经出土两盏豆形灰陶灯，大小一样，口径8厘米，圈足径10.7厘米，通高20.5厘米。圆形灯盘，实心柱，喇叭形圈足。这种喇叭形圈足的豆形陶灯，也曾出现在赤水市复兴镇马鞍山20号崖墓，足径与通高均为13.5厘米。不同的是，灯柄为空心，且柄上装饰两圈竹节凸棱。由于盘内无灯钎，这盏陶灯原考古报告称为陶豆，这就是我们说容易混淆的原因。同样的喇叭形圈足豆形陶灯还曾经出现在赫章可乐。174号墓出土的通高10厘米。灯盘较浅，口径9.7厘米，喇叭圈足兼灯柄功能。177号墓出土的通高15.4厘米，敞口，口径9.4厘米。高柄中空，柄、足各有弦纹两周。

豆形陶灯线描图

赫章可乐20号墓还出土了一种带托盘的豆形陶灯。圆托盘为底，宽折沿。灯盘为深腹半球形，口沿部内收，也就是敛口，直径8.5厘米。喇叭圈足的喇叭并不明显，且较短，通高12.2厘米，属于承盘豆形灯。该灯与重庆南屏东汉晚期墓葬出土的豆形陶灯最为接近，只是托盘的盘壁更直一些，因此推测其时代可能大致相当。

承盘豆形陶灯 赫章可乐20号墓出土

相比贵州其他地区，赫章可乐出土的汉代灯具尽管算不上最精美，但材质和种类却是最丰富的。这种以托盘为底座的，在贵州属赫章特有。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了两盏，均为青铜材质的四枝灯，其中一盏保存完好。通高66厘米，底座为一大圆盘，斜折沿。盘正中立一高灯柱，喇叭口柱底铆合于盘底。灯柱中部铸节，节上套铸一三角箍形器，每角穿有一孔，每孔插有一S形连枝，向上斜伸姿态，枝顶卯插一圆形盘灯。中心灯柱往上渐细，柱顶也插有一圆形盘灯，四盏灯盘皆铸有灯钎。此外，据1986年版《赫章可乐发掘报告》，8号墓还出土了一盏通高25厘米的豆形铜灯。10号墓甚至出土了一盏铁质的圆形灯盘。盘壁非常浅，盘径9.2厘米，盘中央铸有灯钎。平底，下附三圆柱形矮足，通高仅2.3厘米，十分精巧。

四枝青铜灯 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

值得一提的是，赫章可乐出土的汉代灯具尽管种类繁多，材质也包括陶、铜、铁三种，但出现灯具的8、10、20、174、177号墓，均为甲类墓葬，也就是汉式墓葬。因此可以肯定，这些灯具都是受到中原地区汉文化影响的产物。河南南阳麒麟岗汉墓出土的三枝灯石刻画像，其连枝的神韵，与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的四枝青铜灯，惟妙惟肖，如出一辙，就是最好的证据。

三枝灯石刻画像拓片 麒麟岗汉墓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