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王伯群

在现代贵州历史舞台上，有一批值得被我们熟记的文化人物，他们是录入了贵州反清斗争中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贵州辛亥革命先驱平刚，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编纂任可澄、杨恩元，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的朱启钤，享誉全国的大书法家严寅亮、萧娴，著名出版家、作家、教育家谢六逸、马宗荣等。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贵州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的篇目，讲述他们的主要履历，介绍他们在文化事业上的突出成绩。

社会活动家、教育家王伯群

王伯群，名文选，字伯群，以字行。1885年9月6日，王伯群生于贵州省兴义县景家屯。幼时王伯群跟随父亲王起元学《易》《书》二经兼及“阳明学”“四书”等，童年入兴义笔山书院启蒙，后入贵阳读中学。1905年，他以官费生资格入日本大冢弘文学校学习日语，后入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0年王伯群大学本科毕业，又入中央大学研究院深造。这时，他开始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与孙中山先生相识后，加入孙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并与民主主义革命家章太炎等亦有交谊。

辛亥革命爆发后，留日学生纷纷返回祖国参加革命。王伯群回国后，于1912年1月在北京参加章太炎、程德全、张謇等人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并积极筹组黔省支部。同年春夏之交，王伯群赴上海参加统一党的活动，被推为干事，后受统一党委托，成立黔省支部。此外，他曾任统一党《大共和报》经理并兼任贵州驻沪代表。

1913年11月，王伯群被选为政治会议议员。次年3月，袁世凯解散国会参、众两院，在北京召开约法会议。王伯群以贵州议员资格参加会议，他对袁世凯会上会下所表露出的政治复辟野心甚为反感。1914年，王伯群辗转返回贵州，与其弟王文华（电轮）及贵州巡按使戴戡商量，叮嘱王文华和戴戡说：“国难且作，辄为备。”筹安会出现后，进步党由拥袁走向公开反袁。梁启超、蔡锷在平津秘密策划以滇黔为据点，准备发动武装反袁。他们电召王伯群、戴戡到天津。商量的结果是：蔡锷回滇发动武装起义；梁启超到南京冯国璋、广西陆荣廷处游说响应；王伯群与戴戡负责策动贵州独立。

1915年12月14日，王伯群到达昆明，参加了由蔡锷、唐继尧主持召开的，对云南起义具有重大作用的第四、五两次军事会议。云南起义爆发后，王伯群回到贵州，与其弟王电轮一起策动贵州独立。在他的有力工作下，次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护国战争期间，王伯群曾是护国军第一军右翼的主要策划者之一。护国之役结束，王伯群与蔡锷、梁启超等被时人誉为“天津会议七君子”。8月，王伯群被北京政府任命为黔中道尹。

王伯群在贵州早期经济开发上是有贡献的。他先后几次任专司开采铜仁等处矿产的裕黔公司董事、群益社理事长，成为贵州有名的实业活动家。

1918年11月，王伯群以贵州省长公署代表身份赴广州协助护法军政府工作，直接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伯群到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元月，王伯群以广州护法军政府议和代表身份赴上海参加南北和议。“五四”运动爆发后，王伯群受运动的影响，认为“现在科学时代，无科学不足以立国，无新学识不足以成才……谋国之事，树人为先”。这段话表明他已经把思想的焦点放到“教育”方面来了。

1927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王伯群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在交通部长任上，他接收了英国设在烟台、威海卫的水线电报收发处，免去邮政总办法国人铁士兰，取消外国在华设立的电讯营业局、邮政储金汇业局、真茹国际电台等。王伯群又主持开通了宁、沪、汉和青岛间的自动电话，由交通部统管全国无线电台，并与美商合办中国航空公司，与德商合办欧亚航空公司，收商办的招商局为国营，恢复吴淞商船专校，创设航政局。此外，他还先后领导制定并颁行了航空条例、电信条例，邮政储金法等。

虽然王伯群早在“五四”运动时就萌发了教育救国的思想，但他真正投身于教育，却是在1924年。1924年秋，大夏大学正式开学。学校的教授们请王伯群出面组织校董会，聘请马君武、吴稚晖、汪兆铭等七人为校董，马君武任校长，王伯群任董事长。学校名称，经研究定为“大夏大学”，既表示学校从厦门大学嬗蜕的由来，更寓言光大华夏之意。

1927年，马君武因筹办广西大学而辞职，大夏校董会会议决定由王伯群任校长，欧元怀任副校长。1929年，由于学校影响日巨，师生逐年增多，校董会决定在上海市中山北路梵皇渡另建新校舍。王伯群一次出资白银六万七千多两，折合银元超过十万元。在大夏开办的最初几年中，为了获得银行贷款的方便，王伯群又聘请金融界人士徐寄庼、徐新卡、王志莘、饯新之、胡盂嘉、张公权、王一亭及上海《时事新报》《中时电讯报》《大晚报》《大陆报》四家报纸的总经理为校董。大夏大学在上海的十年中，每当学校经济发生困难，多得他们贷款支援。

从任大夏董事长之日起，王伯群即提出大夏大学教育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大夏大学为谋求发展，倡导“职员苦干，教授苦教，学生苦读”的“三苦主义”和“师生合作”“自强不息”作为校训。此后，王伯群后半生的事业，基本上都投入在大夏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上。

1937年12月底，大夏大学因避战争威胁而迁至贵州省贵阳市。王伯群随校回到故乡。他结合形势，为大夏大学确定了在贵州的办学宗旨：坚决贯彻“抗战教育之推行”“协助政府以开发西南之资源”“促进西南之文化”。在大夏迁贵阳办学期间，王伯群续任国民政府委员。1939年，他又被委任为国史馆筹委。同时，王伯群还兼在贵州抗敌后援会、中苏文化协会贵州分会的领导职务等。尽管社会工作繁忙，但他始终不渝地带头实施大夏在贵州的宗旨。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延请了许多著名教授到校上课。如夏元瑮、陈景琪、蔡仲武等数学家；赵兰坪、金企渊，刘行骅、张伯箴等经济学家；吴泽霖、陆德英、秦家吾等社会学教授；谢六逸、李青崖、钟泰等文学家；翦伯赞、周谷城、梁东园等史学家；马宗荣、鲁继珍等教育学教授。据统计，前后在大夏大学任教的知名专家学者达一百多位。他们为提高大夏大学的教学质量和提高大夏的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夏大学在创办的27年中，录取新生12000名左右，毕业5770人。许多学生成为对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才，其中有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教育家、理论家等。如姚雪垠（著名作家）、郭大力（著名经济学家）、周扬（文学家、政治理论家）、吴亮平（理论家）等，都是大夏大学毕业生。

王伯群不仅对在校生严加施教，多方关怀，还凭着广泛的人际关系，为毕业生寻找职业。在他的努力下，大夏学生的就业问题，基本上可以得到较好解决。

1940年，王伯群还在贵阳、柳州创设大夏中学，为大夏培养预备生和直接为社会输送中等知识人才。

大夏大学在贵阳的最后几年，由于经费紧张，办学艰难，国民政府趁机派人出面，企图将其收为国有，改变大夏大学的“私立”性质。王伯群为此同国民政府有关方面负责人陈立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最后保住了大夏大学的私立性质。

1944年12月，日本侵略军攻占贵州独山县城，前锋直逼都匀。王伯群赴重庆商议保卫贵州及大夏大学日后的安排问题。王伯群到重庆后，胃疾复发，于12月12日病逝，享年60岁。

参考文献：

1、熊宗仁：《王伯群先生事略》，载《黔西南报》1991年6月30日。

2、周素园：《贵州民党痛史》，载《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0年。

3、张廷勋：《大夏大学内迁记略》，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

4、王守文：《抗战时期的大夏大学》，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

5、王光烈：《大夏大学在赤水》，载《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

6、庞思纯：《贵州在护国运动的作用与贡献》，载《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