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百麟，他不仅是辛亥革命前后贵州社会巨变的关键人物，而且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贵州政局走向。因此，不可不对其平生所为有所了解。

说起来，张百麟属于土生土长的贵阳人。其祖籍虽然在湖南长沙，但因乃父张翰以知县分发贵州，举家便迁住于贵阳。张百麟本人从出生、幼年、少年、青年到中年不仅在贵州度过，所有的政治活动也都是致力于贵州的变革。如果将其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话，他自然也应该是贵州的革命家。张百麟之父张翰的官当得不大，仕途尚算顺利，从坡脚（今安龙县境）厘金总办、开州（今开阳县）知州，一直做到贞丰州白层河厘金总办。只可惜家中人丁不旺，直到晚年才得张百麟这个唯一的儿子，故对其倍加呵护，甚至有些放纵。

张百麟

出生于光绪四年（1878年）的张百麟，字石麒，别名景福。由于家庭过于宠幸，幼年张百麟的性格洒脱，喜爱交友游乐，行为也不甚拘小节，颇有纨绔子弟之味。好在出生于低层仕宦之家，毕竟有一点家学渊源，15岁得列贵阳府诸生，并循例阅读儒家、佛老、兵刑之书，其父甚至欲代他捐一个知县作为进身之阶，因百麟本人无意于此，只好作罢。

生长于闭塞山区的张百麟，成年以后虽先后结识吴嘉瑞、钟昌诈等人，受进步思想的影响，自己也发愤苦读，广览法政类书籍，阅读《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云南》《四川》等杂志。但限于所处环境与见闻，即便通过对各类报刊内容的分析及自身对形势的判断，萌生了改变社会现状的志向，在一段时期里，仍不免处于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彷徨。有关资料称：张百麟曾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法政速成科，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归国。”但在贵州巡抚林绍年上《秋冬两季资送学生出洋折》《高等学堂设立预科并派员出洋考察折》前后，贵州的历届留日学生名单中却无其名。

张百麟拜湖南同乡进士出身的维新名士吴嘉瑞为师后，曾研究新学，接受康、梁维新思想，故其生涯中曾主张过君主立宪并不属于意外。 然而，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在与早年途经安顺时认识的方策、陈燮春，在兴义府结识的郭润生、许可权，随父在开州任上交往的钟昌祚等人士频繁接触后，思想明显发生了转变。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年-1904年）间，他曾专程前往贞丰拜访原“仁学会”的故友钟振玉、钟振声，会见当地陈守廉等一批进步人士，交住最多的则要数平刚、周培艺、黄泽霖、彭述文、张忞、彭明之等活跃于贵阳的知名人士。通过与这批人的反复交往，尤其在听了钟昌祚关于“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武力不可。武备学堂设立以后，很多读书人自诩清流，互相告诫不要应考，其实这都是粗浅之见，无稽之谈。武备学堂是练成劲旅、培养将才之所，改练新操，演习新式枪炮，正吾辈难得之机，何可错过？”的一番高论后，张百麟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促使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入公立贵州法政学堂，从此开始了武装革命的人生历程。

固然，以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1907年11月召开成立大会时，他本人曾在会上大谈“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泪，惟在于讲求救亡方法，……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知识道德即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分力量。吾侪决心坚定，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正如他在《发起自治学社意见书》中所言，其所以“发表自治诸学理，贡献于多数之同胞 。盖欲养成人格的国民，使多数人有国家思想 、政治能力，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辅翼国家立于自治之地位”。在此期间，张百麟的确未曾提到“革命”二字，未曾表达如何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建立新的民主共和政权，说明其思想尚未形成以武装斗争推翻清朝专制统治，达到实现民主共和的境界。但他系统提出个人自治、地方自治 、国家自治的思想，主张通过法律实现自治这一主张，并将成立的组织定名为自治学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应该说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张百麟思想的转变是在与留日友人彭述文、平刚（少璜）等频繁联系之际。自治学社成立之时，正值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允许地方自治，学社故能顺利注册成为合法团体。自治学社成立大会上的宣言、公告及初期的一些活动都尽量不超越当局允可的范围，主要亦是基于此。待到张百麟通过彭述文转涵已在东京加入同盟会的平刚，平刚一面将学社情况向总部汇报，获允贵州自治学社为同盟会贵州分会，同时回信张百麟，寄予《民报》10余册，张百麟便开始抛弃君主立宪，断然投身于革命。不久，他即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民报》，进一步商讨革命进行方略。1908年春，钟昌祚由日留学归来，接任自治学社社长，更坚定了张百麟的这种转变。

20世纪初，贵州境内先后成立了科学社、大同社、友助社、历史研究会等形形色色的团体。但团体虽多，政见不一，力量分散，唯张百麟为首的自治学社集中了张鸿藻、黄泽霖、周培艺、陈守廉、钟振玉、方策等30余位怀有壮志、名声卓著的干才，故队伍得以迅速扩大。不到2年时间，全省13府44州、县均成立了自治学社分会，人数多达14万8千余人，成为省境内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辛亥革命爆发前，自治学社与1909年成立的“宪政预备会”展开过不少激烈斗争。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宪政会头目，通过黔籍在京时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密告张百麟等密谋革命，要求查办。幸得镇远知府吴嘉端极力陈词开脱，加上途经贵阳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被张百麟言语所动，视其为难得之才，竭力向巡抚庞鸿书推荐，张才未被追究。直到武装起义成功，以自治学社为首的革命党同宪政预备会为首的保守势力之间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息。

清宣统二年（1910年）同盟会贵州支部长平刚按照孙中山先生“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以壮声势”的要求回到贵阳，与张百麟保持密切接触，商议整顿革命力量，准备武装起义事宜。次年初夏，南方的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相继爆发保路运动。四川的保路运动不仅尤为激烈，而且直接对与之毗邻的贵州产生重大影响，推进了爱国热情的高涨。1911年武昌起义和云南独立后，张百麟加紧联络贵阳会党势力和新军中的革命士兵伺机起义。11月3日夜，陆军小学首先发难，共推陆军小学总办杨荩诚为指挥。巡抚沈瑜庆见大势已去，被迫手书承认贵州独立。11月4日，大汉贵州军政府成立，清王朝在贵州的封建专制统治宣告终结。大汉贵州军政府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

大汉贵州军政府所在地——梅园（今贵山酒店处）

在10余年的艰苦奋斗结出硕果后，张百麟并没有出任军政府都督这一最高领导职位，而仅任枢密院长。当时的枢密院为军政府最高决策机关，本可左右新政权的发展方向，但张百麟却“转引任可澄副己座”。任可澄为立宪党重要首领人物，武装起义酝酿期间，与革命党人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不仅如此，张还同意让原率500徒手兵来省欲支持旧政权的刘显世为枢密员兼军政部长，还将其部编为第四标，由刘兼任标统，发给枪械。这种决策的确反映出他革命筹备期间“吸收宪政会领导人参加政权”的一贯想法，也是其革命生涯中的一次致命失误。平刚在所撰《革命先烈事略》中论及张百麟时，曾写下“百麟既当权，故事宽大，转引任可澄副己座，而以刘显世为枢员；久乃酿成反噬，始有滇人入寇，党人惨戮走死之事”的感慨，这番评论，的确一语中的。

尽管有上述严重的失误，张百麟仍不失为贵州辛亥革命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是近代贵州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不仅在贵州辛亥革命前，创办贵州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自治学社，还甘冒各种风险为革命奔走呼号。联络群众、深入新军进行革命动员，促成了推翻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完成了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的壮举。即便在革命遭受挫折，大汉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后，仍奋斗不息，以劫后余生坚持革命初衷，展示出毕生献身革命事业的可贵品性。

1912年2月，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后，张百麟由南宁绕香港辗转到达上海。袁世凯篡权后，以唐继尧都督贵州，诱张百麟任浙江省长，被断然拒绝。不久，张百麟重振雄心，在上海组织“西南协会”“政治促进会”等团体，并创办《惧报》，辅佐编辑《民权报》，继续制造革命舆论。1912年，同盟会联合4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在上海的张百麟得以加入。1913年黄兴在南京组织讨袁军，张百麟任江苏讨袁军秘书长。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召张百麟东渡协助党务工作。张百麟因故未能成行，继续留上海活动，来往于广州、江西、四川、江苏等省，未少稍懈。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召张百麟北上任北京政府内务部参事、兼高等学校副校长。未几黎被迫退位，张去职返沪。在沪期间，他全力拥护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法运动，曾欲应孙中山之命出任护法军政府司法部长，因岑春煊、陆荣廷之变未成行。此后，张百麟即闭户于上海，抱病致力于《约法战争纪要》一书的撰稿。不料就在该书业已脱稿誊清之际，病况转危，吐血不止，于1919年10月与世长辞，时年仅41岁。

1922年，当时的贵州省政府承认张百麒为贵州辛亥革命之首功；1944年9月，国民政府当局与民众在贵阳河滨公园内竖立由平刚手书的“张石麒先生光复纪功碑”一座；2012年12月25日，贵阳市人民政府根据贵州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提案，在河滨公园内原址复立“张石麒先生光复纪功碑”，并于碑侧立“贵州辛亥革命与张石麒先生”石刻一面，择要介绍100年前发生的那场革命与张百麟在革命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