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个人生活，没有虚张声势，没有虚情作秀，它虽然是世俗的，但更符合人之自然本性。
文：汪文学
摘编：代丹妮
题图：AI
司马相如人生中的两件大事
在世界文化史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偶像，偶像崇拜意识深入人心，逐渐积淀和凝练，便演绎成一种情结，成为影响日常生活的潜在意识。此种偶像意识或情结，由个别发展到一般，进而成为社会中某一群体甚或全社会的自觉意识或情结。
比如，在传统中国，有全社会共同的“皇帝情结”，有道德家群体的“孔圣情结”，有文学家群体的“诗圣情结”，亦有本篇所讨论的“相如情结”。
司马相如，蜀郡成都人，西汉武帝时代著名的辞赋家，著有《子虚上林赋》等作品。其一生中有两件大事，最为后人所称道或艳羡，亦为其本人所夸耀和自豪。
其一，是以一篇《子虚上林赋》惊动天子，致使武帝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感叹，进而召至京城，授职封官；其二，是以超奇手段获得美艳文君和巨额嫁妆的风流韵事。
汉魏以来的文人学士，由惊讶司马相如的独特经历，到艳羡司马相如的文采风流，到模仿崇拜司马相如，而最终积淀成一种在大部分传统文人学十心灵深处普遍存在的“相如情结”，并对其日常生活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人如其文，司马相如是一个怎样的人？
人如其文，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犹如他代表的赋体文学一样，亦是相当特殊的，甚至是奇特的。相如之性情及其一生经历，就犹如一篇大赋。其出使西南夷，为汉王朝的疆域扩张与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此间撰写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表明他对大汉帝国的热爱，对“非常之人”汉武帝的饮饰与崇敬，是发自内心的，是真诚的。临终之际抱病草機《卦预书》，亦体现了他对王朝的真诚和对政治的热情，是至死不渝、例持终生的。在如此背景下理解《子虚上林赋》，其以铺张扬厉之手朗所进行的歌功颂德，是可以获得同情之理解的，因为他是真诚的。
诚的颂赞与虚伪的奉承，不可等量齐观。同时，犹如汉赋之铺张扬广和虚辞滥说，司马相如其人又是放纵的、夸诞的。他在道德家眼里常常是一个异端分子，其出使受金，琴挑私奔，临邛当垆近乎巧取，会恋美色发疾终身,都表现出其夸诞与放纵的一面。然而,他的才情风流他以一篇《子虚上林赋》而获得天子的赏识，他以独具的才情获得文君之青睐，并以超常的方式获得美满爱情。此种极具魅力的传奇经历获得了后世文人学士的艳羡和崇拜。
总之，文如其人，人亦如其文。司马相如及其代表的大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所获致的评价，是指责与推崇并存，鄙薄与艳羡同在。因此，相如其人其赋便成为一个富于个性的矛盾体，所谓的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便在这个矛盾体中产生。
相如与文君的婚姻，到底“奇”在哪？
对于传统中国文人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前者是指婚姻，后者是指为官。二者构成了传统中国文人“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它虽然不如“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和“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壮志；也缺乏隐居南山、濯足清流之清高和睥睨世俗、仗剑远游之潇洒。但它是真实的，是实实在在的个人生活，没有虚张声势，没有虚情作秀，它虽然是世俗的，但更符合人之自然本性，是“治国平天下”的豪情壮志之基础和前提。
在传统中国文人的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皆为之提供了一公奇特而浪漫的经典范例。其一，是他与卓文君演绎的由琴桃而私有的爱情传奇，为后世才子佳人树立了一个虽然不是人人皆能实现但确县人人皆在梦想的情爱典范；其二，是他以华采辞章惊动天子而获得看王赏识并赐官职的传奇经历，亦为后世才子提示了一条富有传奋售彩的、虽然未必是人人都能走得通但确是人人皆向往的入仕途径。
先说“洞房花烛”。
在传统社会，男女婚姻不是“情人婚姻”，而是“社会婚姻”，婚姻中渗透着非常浓厚的功利色彩，联姻方式是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联姻目的是广家族与繁子孙。即男女双方皆本着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经历洞房花烛，走进婚姻生活。相如与文君的婚姻一反传统模式，它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基于爱情的结合，是才色之恋，极富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
其“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一见钟情。真正的爱情必须是一见钟情，在一见之际发生的那种类似高峰体验的迷醉情绪，才是爱情，男女之间通过熟悉了解、长期磨合逐渐培养起来的感情是友情，不是爱情。相如文君是典型的一见钟情，准确地说，是“一闻”而非“一见”此为一奇。
其二，是“以琴心挑之”的传情方式。传统婚姻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促成，以红娘或月老往来其间传递情意、沟通信息。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则是以文人特有的艺术化、审美化的手段传情法意。一个“挑”字，当然足见司马迁用词之精妙，但也颇能准确传神热展现司马相如的浪漫风流。
其三，是才色之恋。传统婚姻讲门当户对家徒四壁立”的司马相如吸引卓文君的不是门户，而是才情;豪南出身的卓文君吸引司马相如的不是财物，而是美色。相如“悦文君之色”，文君“悦长卿之才”，相如文君是典型的才色之恋，是大才与绝色的聚首。
其四，是私奔。传统婚姻讲明媒正娶以仪式形式确定婚姻双方的名份，见证婚姻的合法性质。而相如文君不求名份,不论是否合法,抛弃仪式,任情私奔,一任激情之自然流露极具浪漫精神。
其五，是临邛当垆。以近乎巧取的方式获得巨额嫁妆，此虽为道德家所不耻，却奠定了相如文君浪漫爱情生活的物质基础。
相如文君的婚姻爱情有此五奇，故其浪漫精神和传奇色彩特别显著，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皆有比较重要的影响。它作为传统中国人的两大爱情理想模式（才子佳人和英雄美人）之一——才子佳人的原型，不仅为后来才子佳人的谈情说爱树立了一个典范，而且传载此事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亦成为唐宋以来才子佳人爱情小说所仿效的一个范本。因此，它不仅在中国古代情爱生活史上具有原型意义，而且在古代中国爱情小说史上亦具有典范价值。
再说“金榜题名”。
传统中国文人皆有较强的功业意识，把“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重要追求，把“大济苍生”“兼济天下”作为人生的理想目标。实现此种理想追求之动机，或有尽国民一己之义务而报效国家和获取功名富贵以光宗耀祖的不同，但其最终目的皆是为展示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和意义。“十年寒窗”的苦心求学，是为“货与帝王家”和光宗耀祖作前期准备。
“学而优则仕”，传统中国文人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欲步入仕途，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之宏愿，首要的路径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作为文人入仕的主要途径，“终南捷径”则只是入仕通道上的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小小补充。对文人学士有着较强吸引力的入仕方式，还有司马相如开辟的以华采辞章动天子而获得君臣契合的路径。
据《史记·司马相如传》载：
相如以费为郎，会景帝不好辞赋，便客游梁国，作《子虚赋》，武帝读之，有“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之感叹、杨得意荐相如于武帝，作《上林赋》，武帝大悦，以为郎。马相如开牌的此种入仕方式，对文人学主具有相当地吸引力，此为传统中国文人的“相如情结”的另一项重要内容。
所以，所谓“相如情结”，就是传统文人的世俗生活和精神追求相结合激荡而产生的一种情愫、一种理想。作为一位有性情的文人，如果不是过分的麻木不仁，或者心如死灰，你对司马相如必有一种不可言说的艳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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