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南自治州的独山县是贵州省的南大门。由贵阳出发，沿着2000年6月建成通车的贵新高等级公路向南，经龙里县、贵定县、都匀市再行65公里，便可抵达独山县城。
独山的出名首先是由教育引发的。
东汉时首开“南域之学”的尹珍，据说是汉武帝搞移民时，由川西迁入今黔南独山一带的尹氏后裔。《华阳国志》说：“文学荆州刺使尹珍，字道真，毋敛人。＂这个毋敛，就在今天的独山和荔波一带。清朝时的莫与俦系独山兔场人，嘉庆四年(1799年)中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其子莫友芝以学术文章享誉省内外，被称为西南巨儒。《咸同贵州军事史》提到他与郑珍二人时，赞扬说：“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学究天人，识古通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在清一代之著述界占重要之位置，天下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一省之光。”
从汉代至两宋，独山这个地方似乎没有出现过太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其间，魏晋南北朝以前，今独山县一直属毋敛县地。隋以后毋敛县不复存在，隶属关系不断发生变化。元代置独山州蛮夷军民长官司，尽管长官司并不属于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正州，但这一设置对独山来说却有两重意义。一者，它是独山作为独立行政管辖单位的开始；二来，也是独山作为区划名首次见于文献。有学者认为，独山之名，源于城垣四野广平，唯一山独立于东南，故名。但如果没有行政建置的设立，这个名字或许还不会为更多的人知晓。
明代以后，伴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进程，军事较量在西南地区变得越来越尖锐，独山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出来。朱元璋时，还只在独山带设置“九名九姓独山长官司”，到了弘治七年(1494年)则改置为独山州，属都匀府，一下由土司机构变成了等同于内地的建置。万历五年(1577年)，知州欧阳辉修建土城。清乾隆十年(1745年)总督张广泗下令改土城为石城，历经4年修建完成。至此，独山作为贵州南部门户的显要地位，正式确立下来。谁控制了独山，谁就占据了北进都匀，进而争夺省会贵阳的桥头堡。这点，已经为明末以来的多次战争所证实。
孙可望是秉持张献忠“联明抗清”的遗愿率部进入贵州的。因为有抗清这个旗号，所以能在社会各界支持下，顺利攻占云贵两省。但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孙可望逐渐发生蜕变，成了专谋一己之私的野心家。他在几番逼迫永历帝封自己为秦王未遂后，干脆自己打起秦王的旗号，率兵从云南进入贵州。此前，由贵州进军云南时，孙可望没有留重兵驻守贵阳，前脚一走，原明朝贵州总兵皮熊乘机将贵阳占据。清顺治七年(1650年)9月，孙可望先派兵北攻遵义，迫使朱由榔封的忠国公王祥自杀于道旁。接着挥师强渡乌江，直逼贵阳。皮熊抵敌不住孙可望的进攻，向黔南方向败退，抵达独山州后，发现距城十余里的深河桥是进入独山的唯一通道，桥下是万丈深渊，两侧尽悬崖峭壁，断然下令将桥拆毁。孙可望率军追至，无法逾越深涧，唯有长叹而返。
孙可望兵阻独山，使鲜为人知的深河古桥出了名。皮熊这一招，被200余年后的太平军依法炮制了一回，也同样收到了阻敌于对岸的效果。
与广西紧邻的独山，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揭幕地。咸丰四年(1854年)初，广西南丹的一支太平军进到独山境内活动，给当地群众很大鼓舞。杨元保便在这一年的农历二月举起了义旗。这场起义坚持了两个多月，起义军曾占领下司、平舟和荔波县的羊奉里，一度包围独山州城。清朝统治当局鉴于独山的重要，又唯恐黔桂两省的起义联成一气，急从长寨、凯里、台拱等十余县调集重兵进行镇压。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起义军屡战失利，杨元保不幸被俘，押至贵阳后惨遭杀害。
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石达开部的一支太平军欲“假黔征蜀”，由南盘江进入贵州，不久占领独山、定番等地。独山、定番一线是北上进省入川的战略通道，经数月转战，太平军控制了以定番为中心，包括独山、长寨、广顺在内的广大地区。但正值有利局面形成之际，太平军内部对入川作战发生了意见分歧，石达开本人心灰意冷，打算返老家归隐山林。内部矛盾极大地削弱了入黔太平军的战斗力，结果被清军田兴恕部击败。次年十一月，定番失守，太平军分两路后撤。一路向独山南撤，另一路北走安顺转往黔西北。退往独山的太平军余明富部被清军穷追不舍，无奈之下将深河桥炸毁。清军周学桂部追抵桥边，无法逾越天险，只得退兵北归。深河桥又一次在战争中显示了它的军事战略价值。
独山深河桥历史上曾有三次悲壮的倒下，三次都对战局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最后一次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正是这一次舍生取义的轰然一毁，终止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内地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步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一场让中国各族人民永远无法淡忘的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苦难，已经不能用直接与间接的经济损失折合多少美元，死亡的人数有多少万来权衡，它是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是一个国家历史上最大的噩梦。时隔60余年，经历过那场战争的老人们对当年所受的屈辱，对家乡和亲人们死去时的惨景，依然记忆犹新。地处西南内地的独山，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遭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2005年8月，一位叫王蓉的记者在《重庆晚报》撰文，介绍采访贵州独山县周锦江老人的情况。周锦江老人谈到1944年黔南之战的亲历亲见时说：“从瓮齐到深河桥的路边坎角全是死人。田坝里，到处看见三块石头砌成的简易灶台，旁边锅翻人倒，常常是一家家死在没米下锅的灶台旁。还有的箱子丢在地上，一打开，里面就蜷着一个小孩。”老人告诉这位记者，因为死的人太多当地人只好把死人像南瓜一样在土里瓮起来，那情景就像做农活时的“瓮瓜堆”。从4日至7日，“瓮瓜堆”的事就一直没有停过，“瓮到后来，无论看到啥子怪相的死人也都麻木了，好像真的在瓮南瓜。”如此悲惨的历史场面，生活在今天的人是很难想象的。
黔南之战民间又称为“黔南事变”，是以独山为中心展开的一场终止日本侵略者军事进攻步伐的阻击战。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反攻，日军节节失利，战争逐渐迫近日本本土。为扭转战场形势的不利局面，日本侵略军决定发动一场豫湘桂战役打通在中国内地的交通线。从1944年4月开始，日军调集了50余万兵力，展开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进攻。战争从河南打到湖南，从湖南打到广西，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后，于同年11月中句占领广西宜山，22日攻占南宁，随即发布命令“向独山、八寨追击”。
进入广西境内的日军，企图趁中国军队在贵州的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进步扩大战果，分3路向贵州荔波、独山一线推进。11月18日，攻占南丹的日军第13师团104联队及第7师团之一部步兵约3000～4000千人、骑兵300余人，携带6门大炮进入独山县境。日军第3师团第6联队3大队步骑兵千余人，为配合进攻独山之敌，从右路攻入荔波，乘虚占领八寨、三合等地。
刚进入贵州境内时，日军的攻势进展得似乎很顺利。除受到美机的扫射外，地面未遇到顽强阻击。仅在下司与中国军队发生过激烈交火，在翁榜朗、八寨间遭到过中国军队的伏击。11月30日，日军混夹于难民队伍进抵黑石关。黑石关位于独山与广西南丹之间，是北进贵州的要塞，驻守黑石关的是孙元良手下师长王铁麟统率的一支部队。次日凌晨，日军趁雨夜向黑石关发动进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2日拂晓，从上司赶来的敌援军进至关下，战斗更为激烈。我军为避免陷入被敌前后夹击的不利，被迫向平塘方向转移。转移中，担任掩护任务的少校营长桑振宇壮烈牺牲。
日军在进攻黑石关的同时，另遣部队迂回北犯独山，威逼都匀。2日下午日军进入独山，3日完全占领独山县城。此前独山县警备队已于两日前撤离，民众业已提前疏散。黔南边区指挥官兼独山、都匀警备司令韩汉英下令焚烧独山县城，作“焦土抗战”。尽管尚有一部分民众继续留了下来，但日军占领的独山，已基本上是一座空城。时任贵州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张策安，在给上级的电文中，描述独山撤退时的情景说：“自撤退启程后，以枪弹数量较多、连同署内公物、职员行旅不下三百余挑。运输困难，行程缓滞。沿途乡镇保甲、民众早避一空。”
孤军深入独山的日军，面对的是一座尚在燃着熊熊大火的城市废墟。日军士兵们身上穿的衣服，有许多是攻占南丹时，从军用仓库里抢来的，还有些人只穿着夏衣。而黔南的12月已是冷风刺骨，不胜其寒的季节。既缺粮食，又缺衣物的日军，唯有从见到的老百姓身上抢劫衣物来穿，拆卸和焚烧房屋取暖，冒险到乡间觅食。这样既分散了兵力，也将自己暴露在抗日军民的枪口面前。
1945年1月8日，有记者从马场坪发回一篇题为《黔南战斗经过》的报道。这位记者认为：“黔南的克复，黑石关的大战固然极端紧要，而民力的发挥也收了特别的功效。”这篇载于《黔南之战》(独山黔南文艺社，1945年4月出版)一书中的报道，列举了几桩采访到的事例：
“第一，敌人攻占独山之时，城区百分之九十八已成灰烬，他占了焦土是毫无用处的，他不能不下乡去寻食，在乡村里真不知有多少痛快的故事。七坡乡的乡长岑越龙因为武装抗敌被子弹打伤了。当敌人到他面前时，他佯装已死，当敌人离开他向前走时，他便举枪击毙两个敌兵。
第二，上道乡某村的绅士石玉森君，痛恨家乡陷敌，决不甘作顺民，乃登高一呼，将全村壮丁武装起来，有组织的打击敌人。一日，敌军到该村搜索，乃与大战一场，终将敌兵杀死十一人。
第三，敌人陷城时，奸淫掳掠，凶暴达于极点。在城郊的一个山谷间，有大石洞原系我军的弹药库，撤退之时，仓皇未及破坏。一日，敌军百余人，劫持甚多妇女，逼往洞内强奸。有一孕妇行将分娩，求得敌兵的饶恕，允其自寻秘密地点生产。她在洞内徘徊良久，忽然发现此系弹药库的埋藏地，乃默默走出洞外遍寻火柴。忽遇一难胞迎面而来，她遂详告敌兵在洞内的种种兽行，并声明愿借火柴点燃药库与敌兵同归于尽。难胞闻讯，很愤慨，也很感动，遂请孕妇远行，自己亲往点火，霎时爆炸，全山崩溃，而与百余敌兵及大群妇女同时葬身于山洞中。”
类似当年这位记者列举的事例，在黔南大地上不胜枚举。布依族爱国人士莫凤楼，率领麻尾、上下司少数民族群众沿公路、铁路打击日军，先后在上司屯脚寨等地击毙日军20余人。他任副司令兼第二支队长的抗日自卫团，还在黑石关一带配合国军91师作战，有效遏制了日军的攻势。
1997年出版的《荔波县志》记载了日军在荔波境内烧杀劫掠，遭到群众痛击的史事：“12月5日，退驻永康的日军抢劫当地群众的牛、猪、粮食，火烧德门村民房20多家，激起群众的愤恨而联合组织自卫队，围击日军于德门村“董给峒”，歼灭日军10多名。8日，洞塘塘边赛青年20多人，围歼日军于洞阿，击毙日军1人，伤多人。”此前，日军1500余人从广西宜北入黔深入九阡一带，在十里长坡，遭到当地群众迎头痛击，双方激战数小时之久。日军进犯九阡期间，各族群众奋起抗敌，“九阡人民共杀死日军100多人，伤若干人；夺取日军步枪100支，机枪3挺，骡马数十匹，太阳旗、防毒面具多件”。
各族群众的抵抗，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有效地打乱了敌军的战略部署。抗日军队的正面阻击，从军事上给日军以重创，迫使孤军深入贵州、后勤供给严重不继的侵略者，占领独山空城以后，不敢再越雷池半步。
抗战时期的贵州是陪都重庆的南面屏障，客观地说，国民政府并非没有意识到贵州的战略重要性。经过豫湘桂几场大的战役，国民党军队的损失的确相当惨重，桂柳之战中又出现了93军擅弃阵地后撤的事件，以至形成日军迅速控制桂北，威胁贵州的局面。《黔南之战》一书发行人何毓昌先生在《桂境黔边战斗经过》一文中称，国民政府统帅部针对这一局势，确定了“以迟滞敌人行动，掩护大军向黔桂、湘黔边境集中，相机反击敌人”的原则。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的部署正是按这个思路安排的。
新编《贵州省志·军事志》记述了当时贵州的战备防御。1944年11月，“蒋介石为确保重庆不受威胁，成立黔桂边总司令部，调派汤恩伯担任总司令，从第1、第6、第8三个战区抽调第87军、29军、98军、9军、13军、57军进驻贵州，陆续在镇远、黄平和贵阳、马场坪、都匀、独山两个区域集结。”这样的部署，不能说不是对贵州战局的高度重视。新编《独山县志》第五篇二十九章“驻军”一节中，也记载了当局在独山的军事活动：1944年9月，已将待建的“独山飞机场定为西南空军基地”。“年末，国民党中央军将领汤恩伯、张发奎、杨森、谷正伦、张雪中、孙元良、周浑元先后到独山视察防务”。种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国民政府，无论如何是不希望看到日军进占贵州，进而威胁陪都重庆安全的。
在保卫黔南的战斗中，中国军队作了坚决的抵抗。正是这种抵抗，粉碎了日军北上的企图，不得不在独山深河桥边止步，结束其在中国内地疯狂的军事进攻。
如同桂柳之战中出现的不战而退一样，黔南之战打响以前，国民党内部敌未至便已惊慌失措的官员是有的。一位叫张甦的先生当年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军队正在苦撑苦打，接近前线的地方保甲就先慌了，甚至连县长也有弃官逃走的。行政长官如此，叫老百姓如何不慌，秩序如何不乱？”11月30日，身为警备司令的韩汉英下令烧城之后，便率领司令部成员、军校官兵及眷属撤离独山，直奔贵阳。独山专员张策安亦借口同韩不能合作，逃往榕江。独山县长、警察局局长也相继出逃，任随留下的平民百姓受敌人欺凌。
即便如此，驻防黔南的爱国官兵们却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来犯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时任黔桂边区总司令的汤恩伯在这场战斗中，说过这样段话：“这样优良的地形，是我作战十余年来所仅见的。我们布置妥当，我们欢迎敌人来。实在讲，敌人到贵州来，不过是寻取他葬身的坟场。来一个，杀一个，我们可以杀他一个痛快。”
日军对贵州的进攻一共有3个方向。正面进攻的敌军，在黑石关遭到我军的坚决抵抗，无计可施，不得不分兵绕袭独山。另一路攻击荔波黎明关的2000余日军，遭到97军587团的迎头痛击。日军多次强攻受阻，改为正侧两面夹攻，587团腹背受敌，被迫撤出战斗。此役，日军付出了两名中队长、100多士兵生命的代价。此期间，26军后卫队3000余人，在谭家坳、刘家坳一带构筑工事，与日军激战一昼夜，歼敌40余名，重伤敌军百余人。30日深夜，进抵蒙家坳附近的日军，再次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双方激战一天一夜，日军伤亡156人，不得不放弃进攻。
敌军在黔南境内每行一步，都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决抵抗，各族群众又不断发动奇袭，至令日军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时候国民政府在贵州境内的防御布置已逐渐到位，不仅加强了黔南地区的作战机构，调集了一批军队开赴前线布防，汤恩伯等将领还亲临前线指挥。而在日军方面，面对崇山峻岭复杂险峭的地形地貌，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沉重代价，距独山县城10公里的深河桥又被美机炸毁，北进黔中的必经之路已经断绝。经历长达8个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的日军，事实上已经无力再往贵州腹地深入。12月3日，侵黔日军各部陆续接到师团停止进攻的命令，开始分路回撤。黔南之战以中国军民的最后胜利告终。
黔南之战终结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步伐。因为无法扩大军事战果，日军1944年4月发起的豫湘桂战役，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的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由于将兵力分散在漫长的交通线上，这场战役之后，日军反而与中国军队形成了相持之势，为中国军队的反攻提供了条件。从这个意义来说，黔南之战成了抗日战争军事上的一个转折点；而让日军最后止步的独山深河桥，也就成了这个转折点中有着历史象征意义的纪念遗址。
近些年，随着人们对历史文化资源认识的加深，黔南之战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2001年12月，“黔南事变研究会”在独山县成立，会后编辑出版了论文集，这确是一件让人鼓舞的事。然而，事隔7年，这方面的研究似乎并没有热起来。独山县虽然在深河古桥附近，耗巨资修建了“深河桥抗日文化园”，并被列为贵州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从文化园落成以后的情况来看，人们对它作为旅游景区价值的重视，远远超过了深河桥作为历史遗产价值的重视，这就不能不引起一些深思。
为阻止日军继续前行而被盟军炸毁的深河桥是不平凡的，但怎样才能引起人们对深河桥的关注，却是一个还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近年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有“北有卢沟桥，南有深河桥”的提法，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从军事角度来看，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开始，深河桥则是日军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终结地。但“七七事变”已经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成为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端，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分期标志；深河桥之毁虽然阻止了日军的进攻，军事上具有从日军疯狂进攻转为双方军事对時的转折意义，但在历史进程上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因此，仅仅从军事上一处是开始进攻之地，一处是结束日军攻势之地去衡量，或从卢沟桥抗战与深河桥阻击日军都是29军这支英雄部队在浴血奋战，而将两座桥相提并论，甚至误以为经过打造和宣传，就能让深河桥获得卢沟桥同样的社会关注，显然是不大现实的。
如今的深河桥，期待着更多的关注，但这种关注需要建立在人们对黔南之战的深入研究之上。只有当黔南之战在中国抗战史上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之后，深河桥作为历史遗产的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才会得到充分体现。到那时，这座古桥和与它相关联的各种历史文化遗产，在当代黔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自然会发挥我们所企盼的积极作用。
撰稿：范同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