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的贵州札记 | 贵阳地域的远古神话：《簪汪传》（有声版）

今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一）

2010年初夏，贵阳市文化局的小舒带领我们几位做“非遗”的朋友到清镇市麦格乡，观赏那里新辟的一个景点。逛了一小圈，我随口说道：“这一天挺长呢，我们去周边的苗寨走走吧。”于是，小舒带我们去四印苗聚居的寨子龙窝村猫寨，到一户人家小憩。户主王老咪能说汉语，还是鬼师，这让我们喜出望外。那时，我正在做紫云县麻山苗族史诗《亚鲁王》的编审工作，思绪常常沉湎其中。我顺便问王老咪：“你们这里有能唱几天几夜的古歌吗？”他连连答道：“有啊，有啊！”而且，他本人就是歌师。这下子，我们都兴奋莫名，频频向他发问……

四印苗是贵阳附近的一支苗人。他们居住在当地苗人称为“上十七，下十八”（非实数）的20来个寨子里，还有修文、乌当、六枝为数不多的一些村寨。人常常有一种顽强的主观性，凭猜测，会对这样“小众”的人群不以为意。但一次次地走访，让我感到实际情形恰恰相反——越是小众的群体能够特立独行地走到今天，越是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厚重的文化是他们的筋骨，让他们拧成一个坚强的团体，任尔东西南北风。他们都坚守着千古传承的文化习俗，在岁月的流逝中抱团取暖，与凛冽的世风抗衡。四印苗的习俗，在我20余年来所行走的苗寨中，属于特别让人为之一振的那种。

我悟到，这里是又一处民间文学的富矿。

在贵阳清镇市站街镇中寨村，四印苗掌坛师刘梦学在做法。

2011年冬季，我们邀请了前来贵州进行“非遗”培训的著名民间文学专家刘锡诚先生去猫寨考察，他对四印苗这一宝贵遗存非常看好，对项目做了热情肯定，还在《文艺报》撰文《走马苗寨》，深情推介。

时间一年年地过去。我不懂苗语，而四印苗人的汉语表达能力有限；这边的翻译工作始终因为缺少人才而没能进行，着急也无济于事。我们仿佛是面对一座宝山富矿而不知它究竟有哪些蕴藏。

（二）

2012年是龙年，清镇市非遗中心的小姚传来信息，四印苗将于龙年龙月龙日在龙潭寨祭鼓，这是12年才有一次的大节。一眼望去，这是一片藏蓝色的纯民间节日。在苗乡，再绚丽的盛装其底色都是藏蓝，浓郁沉稳，千年不变。这里没有高音喇叭、没有红绿标语，没有商业炒作，也没有政府部门的指导。这在今日，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人们沉浸在苗乡藏蓝色的节日浓情中，人心会渐渐地远离浮躁而变得澄澈宁静，仿佛回到人类原初的境界。

四印苗同胞在田坝上，把鼓安放在鼓架上祭鼓。

将祖先的灵魂凝聚在一面木鼓中，还给木鼓“穿衣”保暖遮羞，是信仰，也是苗人绝妙的智慧。六家人在同时举办仪式。头天（虎日）苗人们从藏鼓之处隆重接鼓进寨；第二天（兔日）迎客，夜晚唱诵；第三天（龙日）跳场，夜晚唱诵；第四天（蛇日）凌晨寅时杀牛；最后以送鼓结束。在这4天里，沉缓凝重的鼓声回荡在山寨，须臾也不能中断，它会时不时地出彩，响起各种激越活泼的鼓点来。

四印苗同胞起鼓后，行进在前往跳鼓场的路上。

四印苗抬鼓手，将鼓从鼓东家抬到前往跳鼓场的路上。

龙日的跳场活动是高潮。按古规芦笙场设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女子不能参跳，而由百余名古代“兵士”和芦笙手分两层绕场舞蹈九大圈。“兵士”的着装最为炫目——男子头戴斗笠（盔甲），手持长“剑”，下身穿着与女性相同的白底蓝花的蜡染裙子。有的上身已经穿了西服，下身依旧是象征军服的蜡染裙，背上还背了故人的“古衣”。在强劲的时尚风中依旧固守不变的古制，透出了四印苗顽强的集体意志。

四印苗同胞在跳鼓场上吹芦笙祭鼓。

四印苗同胞在祭鼓场上，芦笙师跳起芦笙舞祭鼓。

节日里一个最大的谜团，是连续两个通夜的神秘唱诵。这种唱诵是由“无绕”（歌师，苗语音译）进行，这也是祭鼓仪式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苗人只能在龙年祭鼓时唱，鼓声一息，在这里就得等到12个春秋后的下一个龙年了。71岁的无绕王德章告诉我，他这是第二届独立唱诵；而73岁的无绕王兴才2012年才是首次独立登场，虽然他满腹的歌被族人公认为“懂得很多”，但过去因为兄长在世，无绕的宝座就轮不到他了。

四印苗同胞在祭鼓节跳起芦笙舞祭鼓。

（三）

《簪汪传》从发现至今，历经了11年坎坷路。歌师们唱的是什么？我曾数次了解，但一直没能弄明白，且求助无解——贵州的苗学专家们听不懂四印苗土语；在四印苗支系中，没人能够用苗文记录翻译；而王老咪本人，因为汉语表述能力有限，何况歌中还夹有不少的古苗语，他也说不明白自己唱诵的内容。

直到2016年，贵州大学的张晓教授向我推荐了一位云南的译审杨照飞女士，她的母语就是苗语川滇黔方言（西部方言），但她也不懂得四印苗支系的土语。她欣然领命，从昆明来到清镇，住进了龙滩寨四印苗无绕的家中，夜以继日学习四印苗的语言。毕竟是专业人士啊，才用七八天时间就将四印苗土语学会了，然后将清镇市“非遗”部门组织的拍摄音像资料带回去翻译。后来，照飞又多次前来龙滩、大谷佐等地做田野调查，还把四印苗的歌师请到昆明去，补充唱诵记录。她的专业精神让人敬佩。

11年过去了，《簪汪传》史诗终于有了苗汉文对照的译文稿，这是经过杨照飞女士历时两年多的辛勤翻译而诞生的。每一行诗句都有苗文记录、汉文直译和汉文意译三行，以保证其准确性。所以，8000行的诗句就要书写24000行。成书时，只采用了苗文和汉文意译，删去了汉文直译，同时，注释做了400多条。《簪汪传》是四印苗支系传唱的英雄先祖簪汪征战迁徙的史诗。《簪汪传》的人物关系复杂，包括四代人，列入书中人物关系图的主要人物33个，没列入图的人物还有几十个。而且，一个人一生的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名字，一生有好几个名字。名字最多的黄龙，有六个名字。

大谷佐女歌师王贤秀，从小跟自己的师父、有名的无绕王伯川学习唱诵。她唱到了簪汪迁徙途中两支人马走过的142个地名，最终到达四印苗现今居住之处。

歌师王贤秀在唱诵《簪汪古歌》

在迁徙地域上，《簪汪传》唱诵具体，翔实可考，是迄今所知的苗族古歌、史诗中，唱诵迁徙路线、地点最详尽、最清晰明确的作品。

苗人的宽宏包容也让各种文化融入其间。比如，在没有文化的无绕当中，把簪汪说成是“阿奇王”“彭古王”，而一位在外工作过的无绕，就说簪汪是“蚩尤王”。这种说法的推理依据是：既然簪汪的对手是黄龙、红龙，是传说成神后的皇帝、炎帝，那么，簪汪就是蚩尤。我想，黄帝、炎帝的对手颇多，簪汪是蚩尤抑或其部下？细听无绕的唱诵，并没有出现蚩尤的称谓；簪汪曾经数次更名，从未用过蚩尤这个名字，也没有与之相近的发音。真谛是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有待细考。

祭鼓之夜关于簪汪率众迁徙征战的唱诵，散发着悠远绵长的历史信息。没有任何文字记录，这些唱诵为何能够传诵至今？能够意会的是一种信仰的独特力量，它把苗人在唱诵中对时光、对历史和自身的认识植入了心灵。祭鼓民俗，尤其是关于簪汪的一系列唱诵，对学界研究苗族西部方言区的民族史、迁徙史、战争史、文学史、民俗史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这是又一部过去不曾进入学者视野的苗族史诗。2021年7月，《簪汪传》列入了国家级第五批非遗名录。

四印苗在祭鼓节，跳起芦笙舞祭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