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在1941年至1942年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由上海迁到贵阳的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利用自身条件，在大后方的贵阳举办了3次少数民族文物展览。这个展览，在国内是破天荒的首次，在贵阳的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当年，城里人的衣食相对好一点，但精神生活却平平淡淡的有如一眼就能望穿的平地；少数民族饱受饥寒，日子却是有峰峦有峡谷，时而惊心动魄，时而亮光闪闪——那是一串串的节日，组成了他们苦难生活的闪光点。展览把这些闪光点的有关事项、器物集中起来向贵阳民众展示，犹如在山城燃起了一团热烈的火焰，引起街谈巷议。
贵阳·春节
在民间实物部分，分为三个大类，最醒目的是服饰。过去被人们所忽略的苗人，其盛装服饰堪比戏台上的戏装。戏装是特定场合、特定角色的装束；在日常服装上，城里汉人是华丽与褴褛千差万别的。而苗人的盛装服饰却是族人都有，式样统一，过节的时候个个都穿着的。单是这种平等的绚丽华美，就倾倒了观众。在贵阳市花溪、乌当一带，展出的上衣是贯首式，这是最古老的服饰。这种衣衫不需像城里流行的女子旗袍那样修身合体，而那粗犷大气的裁剪手笔特有大家风范，为当年领风尚之先的艺术界人士所称道。
王尧礼供图
女下装为中长的百褶裙，那裙子的布是用麻织成的。贵阳周边的苗人都种麻，收获后刮皮、绩麻、织麻布，用自种的蓝靛草染麻布，做裙褶，缝制百褶裙。苗人的生活古风犹存，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所写：“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王尧礼供图
王尧礼供图
但贵阳苗人的服饰又绝对不是一两种、三五种能够概括的。比如高坡式、卡罗式、摆榜式、中排式、摆金式……一种上衣为对襟开胸衣，最突出的特征是衣背绣饰方块图案或另有一块背牌，一般用络缨或海贝装饰。在远离大海的内陆贵阳，单是这海贝的装饰物就是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饰物，从中可以看出苗人由东海之滨长途迁徙而来的历史印记、审美习俗。下装为百褶裙。除刺绣之外还有织锦，是用手工织机编织出来的。这种织锦机的设计制作，真是苗人智慧和审美的结晶。因为织机经纬的限制，这些原本就富有山高水阔的想象力的图案，直接被几何图形化、抽象化了。这与现代艺术特别契合，那种艺术化的韵味能够直入人心。
王尧礼供图
还有蜡染。展览会介绍了蜡染的主要方法，观众对这一闻所未闻的技艺赞叹不绝。
在1941年11月15日的《贵州日报·社会研究》柴骋陆的文章写道：“我们除了赞叹她们的绣花技术之外，尤应该称赞的是她们自给自足的精神。她们从种棉纺纱起，一直到做成一件衣服，可以全不要外人帮助，所以她们需要于汉人的，只有食盐一样。关于绣花，她们的一种坚韧毅力，也不可及，往往有费时数年，才绣成一件衣服的，这于姑娘们预备嫁衣时，可以见到。”
青岩地区的布依族母女
第二大类是器具。器具分为用具和乐器。用具有鸟枪、火药、火柴包、捕鼠弹弓等捕捉用具。这些用具制作精巧，可以作为生活类的美术作品来看待，工匠的技艺卓绝。乐器类展品有三尊大铜鼓。铜鼓本身，具有原始宗教的、音乐舞蹈的多重功能。可以说，铜鼓是多种文化的集合体，不论你从哪个角度切入，都能有新鲜的认识和感受。铜鼓最为珍贵之处，在于它绝不仅仅是一面鼓，一件乐器，它历来被人们视为有生命的圣器。它是权力的象征，是节日的圣器。铜鼓演奏时悬挂在木架上，每面铜鼓有两个鼓手，前面的鼓手持鼓槌敲击铜鼓鼓面，后面的鼓手则拿木桶对着铜鼓的底口，前后推动摇气，形成共鸣，使鼓声浑厚深沉，有如波浪起伏，仿佛能进入层峦叠嶂的心腹。铜鼓平日里由寨老秘密保存，启用前都要郑重举办仪式。
铜鼓
铜鼓局部
展品还有大中小号的10支芦笙。芦笙当年也称六笙，因为它有6根笙管，贵阳汉语方言的“六”与“芦”同音。芦笙不仅用于吹奏乐曲，它同样是节日的圣器，五六个芦笙手组成一个芦笙队。贵阳郊区还有一种别致的、笙体为弓形的“弯弯芦笙”。在跳场活动中，各种舞步都受芦笙节奏的指挥。展出的还有仲家（即布依族）的月琴，侗家的琵琶胡琴、牛把腿等。可以想见，当年从寻访到发现，又搜集如此多的展品，且有铜鼓这样的珍品，还要运回学校布展，大夏大学的师生们为此付出了多少艰苦努力。
芦笙
第三大类是文字。苗族、布依族、侗族都没有通用的传统文字。但展览会上却展出了4种少数民族文字。它们是：苗夷古文。“红岩碑”是其代表。红岩碑是深藏在贵州省关岭自治县城东约15公里晒甲山半山的一处神秘景观。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它像文字又像图画，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展览会上被称为“夷文”的，有一幅字，拓本有济火残碑、雷公坪夷文残碑等。展品中还有水书和大花苗文。水书是供祭祀用的古老的、包含了许多象形文字的活态文字。水书只有几百个字符，它只在本民族的少数男性祭师中传承，并未在日常生活中通用。大花苗文，是19世纪与20世纪交汇的年代，在威宁县石门坎等地传教的英国传教士柏格里，他用罗马字母拼写大花苗的语音定制出来的文字。柏格里将这种苗文教给当地苗人学习圣经和文化知识。据说当年有几万苗人学会了这种苗文。大花苗文字诞生之地贵州威宁县石门坎，那是极为边远贫穷的地域。大夏大学师生们能够深入到那样的穷乡僻壤做田野考察，并带回了文字这样需要反复深入研究的资料，太难得了。其实，就是今天的贵阳人，到过石门坎的也很少。
红岩碑
展览的另一个部分是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研究成果。
第一大类是图表和《百苗图》。第二大类是著作。内容有论文集，包括在《贵州晨报》《贵州日报》出版的社会旬刊合订本，《民族学论文集》第一辑，社会调查部编撰资料、调查报告二十多种。第三大类是摄影。当年照相机还远未进入民众生活，大夏大学的学者运用自己手中的相机和摄影艺术，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照片，并扩印展出了几百张，观众对此特别感兴趣。展览会还陈列了一部已经上市销售的《苗胞影荟》。
展品计二千余件，是社会研究部4年来搜集、研究的集大成。4年时间，这批学者没有个人大部头的著述问世，但田野调查却是一步一个脚印。他们还为抗战培养民族人才，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引以为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