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号称“天下第一行草”的《兰亭序》中，提到一种喝酒的玩法，叫“曲水流觞”。东晋永和九年，即公元353年，农历三月三汉族传统上巳节，浙江绍兴一带会稽郡的文书官员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社会名流、军政要员四十余人，“群贤毕至”，于新落成的私家花园兰亭宴饮，大家列坐环曲的小溪两旁，“觞（shāng）”就是酒杯，侍者从上游放置酒杯，酒杯浮流而下，任其漂流，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即兴赋诗，没有文采，赋不出来的，就取杯自罚饮酒，相与为乐。王羲之将这种喝酒方式概括为“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用今天喝茅台的酒杯，如此高雅的喝酒方式肯定行不通，因为高脚的酒杯在溪水中会摇摆翻覆，那《兰亭序》中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酒杯呢？

曲水流觞图

《晋书·束晳传》记载，文学家束晳曾经对建都洛阳的西晋武帝司马炎说：“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大意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周公姬旦，和您一样，同样在洛阳欢庆建都，便在流水上举办了盛大的集会，用漂浮在水中的酒杯饮酒，所以历史上有“羽觞随波”的说法。束晳这段话说明，这种“酌酒于杯，浮于流水，随波传送”的喝酒方法，其意义不仅是作为文人雅士间的喝酒娱乐，在更高的层面，也有为国家祈福免灾，国之祥瑞的意思。同时，古话中的觞，在前面多了一个形容词“羽”，是为“羽觞”。这种酒杯呈扁状椭圆形，杯身如船，船身较浅，通过实验确能漂浮于水。最主要的特征是口部左右长沿均有出耳，形如鸟的双翼，故而得名。双耳的设计不仅美观，其实际的作用也非常明显。一是通过耳部，能让羽觞在宴席中传递时更加方便快捷。二是古人通常是双手持双耳，将酒倒入口中，一饮而尽，因此民间又俗称“耳杯”。

东汉铜耳杯，兴仁交乐6号墓出土

按文学家束晳的话，耳杯早在中国古代的西周时期便已存在，但目前考古发掘面世较早的，却只到战国中晚期。目前出土的耳杯主要集中在汉代，因此可以看出汉代是其主要盛行的时期，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之后便逐渐衰落。在贵州的汉代墓葬中，也常常出土耳杯。赫章可乐的3号、8号、49号，兴仁交乐的6号、7号、11号、14号，以及清镇15号，平坝天龙68号等多个墓葬中，均有出土，并且数量不少。这些耳杯主要有青铜和漆器两种材质，样式相同，均为扁状椭圆形，弧壁，浅腹，平底，杯口长沿两侧有半月形双耳，酷似一艘船。耳杯的大小略有不同，大的通长16.5厘米左右，小的通长11厘米左右，高仅3厘米左右。杯耳多与杯口平齐或微微上翘，上翘的略早，平齐的略晚，显示这些墓葬虽均为汉代，但时代也有早有晚。同时，这些耳杯有素面无纹饰的，也有装饰水草纹、鱼纹、凤纹、云纹的，并且纹饰多集中在耳部和内底。

鱼纹铜耳杯，兴仁交乐11号墓出土

清镇15号汉墓出土漆耳杯线描图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耳杯呈现出来的这种椭圆状船形，并不是代表“曲水流觞”习俗里可以在溪水里浮漂起来的“船”。这种扁状的椭圆形，其实是古人表达双手合抔。所谓“抔（póu）”，就是用两手捧的样子，甚至有一种说法，耳杯的双耳，就是代表双手捧起时大拇指的形象。最早在西汉时期的《礼记·礼运》中，就有“污樽抔饮”的记载，意思是人们在祭奠天地祖先时，掘黄土为坑，把土坑当成可以盛酒的酒樽，然后俯身以手捧酒而饮，表达对祖先的谦卑，对鬼神的恭敬。

兴仁交乐汉墓出土的铜耳杯

古人这种双手合捧饮酒的方式，称为“抔饮”，其实就是“杯”字的前身，从挖地手捧，演变到木字旁的酒杯，不知是否和制造耳杯的材质有关。从已经出土的汉代耳杯情况分析，主要有玉、漆、铜、金、银、陶等多种材质，其中材质为玉的，较为少见，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均只出土一件。材质为漆、铜、金、银的，多为墓主人的实用器。陶质的则一般是随葬用的明器。但耳杯一次出土数量最多且最奢华的，的确是木质的漆耳杯。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同时出土了90件漆木耳杯，样式相同，均为扁状椭圆形，整体器形线条圆柔，小平底，月牙状双耳微微上翘。这批耳杯有大有小，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卷云纹饰流畅优美，主要分布在内底、口沿及双耳，杯底黑漆书有“君幸食”或“君幸酒”，大概是“请君吃饭”或“请君喝酒”之意，说明这些漆木耳杯可以用于盛酒，同时也可以盛羹饭。

“君幸酒”漆木耳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汉代的漆器制造工艺复杂，造成价值昂贵。据汉宣帝时期庐江守丞桓宽在《盐铁论·散不足》一文中谈到漆器时，云：“一杯棬(圈)用百人之力”，即制造一个漆木耳杯，要耗费一百个工。又道：“夫一文杯，得铜杯十”，意思是一个纹饰繁缛的漆木耳杯，其价值等于10个青铜耳杯。桓宽这个记载可能有夸大之嫌，但必须承认，漆耳杯不仅更有利于“曲水流觞”，通过精美程度对比，漆耳杯的确感觉比铜耳杯更加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