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观音洞新建后，曾去逛了一下，回来后诌了几句：“步阶咫尺间尘氛，想象珞迦传梵音。近郭游人屐罕至，逢节香客踵接临；重楼复宇依崖立，法雨慈云入洞深。年少唯知陈鼎记，探穴泥淤尽沾襟。”最后两句记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的事。那时就读的初中位于油榨街，学校离观音洞不远，课暇时几个同学便约去看看。观音洞坐落在纱帽山的西麓，当时已破败不堪，仅有一个老师太枯守。沿着之字拐的台阶上去，拐弯处一个小龛供奉的居然是王灵官。正面是依山而建的三层楼房，与一般的庙宇不太像。
明代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云：“观音洞在治城东南三里许，地在新添关(今油榨街附近)之东，崖石崆嵚，可以容众，垂珠滴乳，鬼刻神剜，盖奇景也。”可见观音洞早在明代就作为游览之地了。嘉靖和万历《贵州通志》都仅仅一句话：“观音洞在新添关东”。据说寺院约建于清嘉庆或道光年间，但是在道光《贵阳府志》中没有记载。据癸酉（1933）年聂树楷《观音洞》诗序：“洞在贵阳城南三里许，观音大士久著灵感。辛未秋，住持僧创建洞外楼三楹”，诗中说：“散坐楼三楹，前秋始兴筑”，由此可知寺楼是在辛未即1931年创建的。
现在的观音洞（图片来自网络）
进门后一个小天井，迎面是山岩，岩下即是观音洞。左侧崖壁上有一处摩崖，字数较多，还用石灰糊了一些地方，于是大家用削铅笔的小刀把石灰剔掉辨认，毕竟是初中生，只能半读半猜个大概意思。
其实就是但懋辛书写的清代陈鼎的《观音洞》文：“观音洞，深五百余里。从洞中行，秉七日炬，可达都匀境。从来少人穷其穴者，明有直指方君曾尽游焉。余有好奇之癖，因具十日炬，裹一旬粮而入。初数里甚宏敞，愈入愈窄，止可容一身。若是者十余里，乃后愈窄，侧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则可驰五马驾高轩矣。中有亭台殿阁、人物花鸟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举炬四照，则无涯矣。因循石壁以行，壁之畔有泉一泓，甘香如醴。泉之畔有铜釜一，可容十升。壁上有题句云：‘隆庆三年，钱塘方绍宗于此煮泉。’笔墨淋漓，字画遒劲，大可爱，是盖直指公所书也。余亦续题云：‘康熙十年，江阴人陈鼎亦于此煮泉。’行十余里，则不复旷荡矣。竟行九日半，始得达后口，乃都匀府之东尽境穵麻地方。再五里，即苗僰中矣。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录陈鼎观音洞记一则，以示㫺（昔）人探奇搜险之胜。属（嘱）寺僧心月镌石，以勗（勉励）后之来者。 荣县但懋辛”
辨读了以后，大家都很好奇，说下到洞里探探看，结果可想而知，只是沾了一身泥巴而已。后来才知道民国年间，陈恒安先生曾组织了对观音洞的发掘，以图发现陈鼎所说的溶洞，但没有发现有深入之迹象。于是陈恒安先生撰文《观音洞开掘纪实》，说集工挖掘，无路可通。
先说观音洞长达“五百里”的“始作俑者”陈鼎，生于清顺治七年（1650），江阴周庄镇陈家仓人（现周西村人）。 原名太夏，字定九，又字九符、子重，号鹤沙，晚号铁肩道人。10岁时，跟随叔父宦居云南。不料叔父病故，同去的亲友、佣仆亦相继病亡，只得寄居在滇东曲靖关帝庙内，与婶母钱氏、钱氏之兄钱伯可夫妇等相依为命。16岁时在云南应乡试中举。然后入京师参加会试，未中。游历各地。著《滇黔土司婚礼记》，自言娶滇黔土司女事。还著有《滇黔纪游》二卷，其中《黔游记》记叙了从镇远、偏桥（今施秉）、兴隆卫（今黄平）、平越（今福泉）、贵定、龙里、贵阳、安顺、镇宁等地的沿途景观，特别是对洞穴着墨较多，有镇远华严洞，施秉诸葛洞、白云洞，黄平飞云崖，福泉大风洞，贵定凭虚洞、古福洞等，在“龙里”条中有留人洞，随后即是“观音洞”，再接着是“龙洞”，即贵阳龙洞堡见龙洞。之后是贵阳、安顺、镇宁等地名胜。唯独“观音洞”没有注明县域及方位，以致留下疑问。
再说实指“五百里”贵阳观音洞的但懋辛(1884—1965)，为四川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之一。字怒刚，四川荣县复兴场方家冲人，老同盟会员，参加过黄花岗之役。曾任蜀军政府参谋长、代省长、川军第一军军长等职，陆军上将衔，参加了讨袁、护国、护法诸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部长、四川省第一至三届政协副主席等职。但懋辛擅长书法，喜欢题字，成都、重庆等地，都有他的墨迹。但懋辛书写历史名人墓表传记、重要文献碑刻，多用隶、楷，如《俞大将军墓表》《孙中山先生致苏联遗书》，以及贵阳观音洞的题记。正是因为但懋辛的这篇书法作品，惹出了关于陈鼎所述观音洞的争论。他在落款中写明是“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即1934年7月，但懋辛正处于半赋闲状态，和熊克武在上海办学，在南京奔走营救胡汉民未成。但懋辛是为了何事来贵阳，查不到资料。在《但懋辛年谱》中也无任何记载。仅在《平刚日记》中记载，7月3日，但懋辛在贵阳告诉平刚，胡汉民欲组织同盟会老友共同对抗蒋介石和汪精卫。我猜想但懋辛是到云南去，路经贵阳，因为1935年但懋辛作为云南龙云的代表出席为陈炯明归葬惠州西湖举行的公祭，并担任公葬仪式的主祭人。1937年还是以云南龙云的代表身份与中共代表张云逸会谈。在此前一年，聂树楷偕妻游观音洞写的长诗中，未提起有此长洞。而第二年，但懋辛在贵阳录写了陈鼎观音洞文，还嘱寺僧镌石“以勗后之来者”，便成为贵阳观音洞即“五百里”观音洞的“始作俑者”。
但懋辛
至于陈鼎说的观音洞究竟位于何处，我是倾向于龙里境内的。《黔游记》基本上是按贵州到云南的驿路顺序记叙的，龙里之后即观音洞，接着是龙洞堡龙洞，再是栖霞山。如果是贵阳观音洞，就应该是龙洞堡龙洞之后。但懋辛对贵州的情况不可能很熟悉，误为贵阳观音洞亦情有可原。上世纪80年代，省地质勘探大队与龙里县文化馆组成联合分队，在龙里勘察了数十个符合位置条件的洞穴，都未能确定。一般认为，类似的溶洞是龙山镇莲花洞。平刚先生在1939年10月日记中写道：“刘祖纯来说，其往龙里，得见近城十余里有莲花山莲花洞，其中宏洞深邃，薛伯龄（薛岳）曾以一连人入内，不能尽寻。闻昔有人入内若干日，亦不能尽，至半路刻石为志。其山出泉三路，每路成河，其雄伟可知。吴奇伟曾立石于门，书曰：‘天下第一洞’。恐于昔所见陈鼎记载之洞，或即此云”。近些年，也有不少人探查过莲花洞，亦无结论。
龙里莲花洞口
回过头来看陈鼎的记游，和前人很多笔记小说一样，亲身经历杂以神话传说。清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卷五》中直斥“陈鼎纪狗头人之荒唐”。陈鼎在《滇黔记游》内载金沙江大水漂一狗头人至岸，“上下衣服同中国，口耳眉目皆狗也。逾日得土气，狗人复生，问其言，答之如狗吠”，还说是亲眼目睹。其述“宾川州有变鬼者，妇女居多，或变猫、变羊、变鸡鸭、变牛粪、变象马，遇单客，则杀而夺其货”，更不可信。
陈鼎记叙溶洞的长度，和其他人一样，要么臆测，要么道听途说。如黄平飞云岩，“巖下有洞，深不可测。或云达镇远后山”。福泉大风洞，又名云溪洞，“后门在杨老，西与平越接壤，盖深二三十里矣”。贵定凭虚洞，即牟珠洞，陈鼎说“洞深十里”，道光年李宗昉《黔记》则说：“传闻此洞可行百余里”。贵阳朝阳洞，“幽深四十馀里，颇可游览。秉三日炬，则尽其胜矣”。有些记述又真假难辨，比如龙里古福洞，对洞中景物和事情经过的描述，较为夸张，他说：洞中钟乳石形成的“浮图高十六级，每级三丈馀，皆玲珑，有阶可登。”每级高三丈多，即十来米高，十六级至少有一百六十米高，有点玄乎。又说在洞里敲一下石钟鼓，“数十里都震动”。还说“次日下午，从后门出，迁道百五十里而抵龙里。”在洞里走了两天时间，第二天出后洞门，不知到哪里了，居然要绕道一百五十里才回到龙里。
要说溶洞长达数百里，也不是不可能。绥阳双河洞，经海内外探险家持续探测33年之久，2019年最新探测长度为257.4公里。但对陈鼎穿越观音洞的真实性，我是持保留态度的。“深五百余里”的洞穴，他准备了十天的火把、干粮，非常巧合的是，居然就在九天半走完了全程。平均每天走50里，在平地走尚且吃力，何况是洞穴中。探查了近十天，长达数百里的洞穴，这样摄人心魂的经历，只是几句“止可容一身”，“侧身以行”，“则可驰五马驾高轩矣”，“则无涯矣”了事；洞中所见也仅仅是“中有楼台、殿阁、人物、花鸟之景，皆碧乳融成者也”，还不如古福洞写得详细。而且事前就说“明有直指方君曾尽游焉”，所谓“直指”即巡按御史，于是在七十里处，真的看见“壁上有题句云：‘隆庆三年，钱塘方绍宗于此煮泉’。”也就是说在明代隆庆三年（1569），巡按御史钱塘（今杭州）人方绍宗曾经探查过此洞，煮过茶，留有墨迹。但是无论是郭子章《黔记》、万历《贵州通志》，还是康熙《云南通志》，在明代嘉靖和隆庆年间任贵州或云南巡按御史的均无“方绍宗”。莫非四川或广西的巡按专门迂道来探洞？
但愿陈鼎所述是真实的，如果能加以发现，岂不是又有了一个足以引起轰动的旅游景点吗？
贵阳观音洞洞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