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的崇山峻岭中,有一条五百多公里长的赤水河。1935年1月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赤水河两岸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重兵之间,写下了一代伟人军事指挥史上的得意之笔。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纠正了“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此期间,国民党中央军和湘、桂、川、黔、滇等省地方军阀部队约40万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企图在长江以南、乌江以北的狭窄地区把3万多红军一举歼灭。为摆脱敌强我弱的被动危险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根据遵义会议决定,率领红军从遵义地区出发,准备在宜宾、泸州间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开创川西或西北根据地。
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城向赤水县方向开进,揭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1月27日,中央纵队和三军团进抵土城镇,与尾追而来的四川军阀郭勋祺部2个旅在距镇2公里多的枫村坝、青杠坡一带遭遇。毛泽东等分析了敌我态势,决定以红一、九军团各一部阻击由赤水、习水向我进攻之敌,集中主力合围夹击枫村坝、石高嘴、青杠坡一线的川敌。
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红军连续奋战四个多小时,战果未能扩展,发现事前对敌情判断有误。原以为国民党军是两个旅四个团约六七千人,实际为四个旅八个团共一万多人,而且低估了川军的战斗力,加上红一军团二师已北进至赤水县郊的复兴场一带,分散了兵力。经过一整天激战,未能达到预期的大量歼灭尾追之敌的目的,红军遭受很大伤亡。这时,川军后续部队已上来增援,战况对我军越来越不利。毛泽东等当机立断,命令红军主力立即撤出战斗。为打乱敌人堵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红军连夜在土城浑溪口、元厚等渡口架设浮桥,于29日全部西渡(一渡)赤水河,迅速向四川叙永、古蔺地区西进。
红军一渡赤水河后,在三岔河、叙永县城郊遭川敌截击,而且叙永敌军不断增加,毛泽东等及时分析敌情,认为继续北上硬攻,正适合国民党蒋介石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计划,当即决定经分水岭、水潦、水田寨等地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威信)地区进军,迅速甩脱川敌。
2月9日,党中央、中革军委进驻扎西镇,红军各部主力先后也到达扎西地区集结。10日,张闻天向军委纵队首次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精神,为红军指战员贯彻决议和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各军团进行了缩编、轻装,从而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2月11日,红军分三路纵队离开扎西地区,向赤水河以东前进。
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阐述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原因,决定在云、贵、川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
2月18日至20日,红一、三军团在二郎滩、太平渡击溃黔军魏金镛、侯汉佑两团和四川反动民团后,红军全部第二次渡过赤水河。
红军重入黔北,完全出敌意外。川敌三个旅由扎西附近向东追击,黔敌亦从遵义地区抽调兵力向娄山关、桐梓增援,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第一纵队两个师也急忙从黔西、贵阳地区赶赴遵义,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一带。
2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县城。25日,红五、九军团在桐梓西北阻滞敌人,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于当晚攻占娄山关,歼敌一部。26日,驻在关南的黔敌向我军发动进攻,企图夺回娄山关。红军连续在娄山关附近十多个山头与敌激战,击退敌人多次反扑,相继占领黑神庙、板桥、观音阁等地,并连夜兼程疾进,于28日再次攻占遵义城。这时,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的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在老鸦山、忠庄铺一线,我军与吴敌展开激烈战斗。黄昏前,红军全线展开猛烈反击,直插吴奇伟指挥所,敌人全面崩溃,其主力被我军歼于遵义城外,吴奇伟丧魂失魄,只带少数残兵逃过乌江。
遵义战役,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充分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主要军事指挥人后,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挥下的巨大威力。
遵义战役后,中央军委为加强前线军事指挥,3月4日,决定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这时,蒋介石慌忙飞到重庆“督剿”,调兵遣将向我军逼近,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守北攻的方针,压迫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区围而歼之。毛泽东将计就计,有意在遵义地域诱敌迫近,以利我军摆脱强敌尾追。以红九军团利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有利地形,节节阻击北面进攻之敌,而以主力在黔北鸭溪、白腊坎、鲁班场地区,寻求与敌周浑元纵队作战。
红军主力在遵义西南地域持续一周时间的机动作战,使蒋介石产生错觉,认为“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方针未定的表现。这一段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了”。
3月12日,党中央在苟坝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以便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中,有一个快速决策的军事指挥机构。这时,各路敌军纷纷逼近,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调动敌人,寻求新的机会,16日,毛泽东等指挥红军突然北进,经茅台及其附近地域西渡赤水河,再入川南,佯作北渡长江姿态。红军三渡赤水河。
红军三渡赤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黔、湘三省军阀部队及吴奇伟、周浑元等部向我军逼近,又调滇军从毕节截击,企图再次对我军形成包围圈,围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当敌人主力被我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域,再度向川南奔集之际,毛泽东审时度势,立即指挥红军秘密、迅速地折而向东,于3月21日晚至22日拂晓,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河(第四次渡赤水河)后,迅速调头南下,从敌军的空隙间穿插急进,南渡乌江,把数十万敌军甩在乌江以北。
红军四渡赤水之战,开辟了进军云南,由长江上游金沙江北渡入川的道路。从此,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围歼红军于川、滇、黔边境的计划,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泽东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