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说夜郎丨传说与建文皇帝有关的息烽神秘石碑，也许只是一块“地界碑”？

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根据1984年公布的息烽县文物保护单位，“盟誓碑”正式名称为“鹿窝毘卢寺盟碑”。鹿窝即贵州省息烽县西望山西南麓的鹿窝乡。毘卢寺即毗卢寺，“毘（pí）”为“毗”的异体字，下以毗行。此碑嵌于三友村麻窝田组毗卢寺旧址田埂上，整碑呈不规整椭圆形，通高1.4米，通宽0.86米，额首分刻“日”“月”二字，字外套圈，圈有凸起。碑中部刻“万古丛林”四字，碑左刻“永乐五年正月盟誓”八字。此碑在民国贵州原省长任可澄作《登西望山毗卢寺访碑记》考据之前，籍籍无名，未见诸任何史料。任可澄发文考据后，便引发众多大师学者参与解读，至今无定论。在动静评论员周胜老师《与建文皇帝有关？息烽鹿窝乡“盟誓碑”疑云》一文中，已经把关于此碑争论的前因后果说得很清楚，一说和建文皇帝有关，一说和少数民族歃血为盟有关，一说和明教徒有关，此处不赘。文章结尾，周胜老师希望有“硬”证据出现，并拭目以待。笔者以一孔之见，作引玉之砖，姑且算周胜老师的一个“以待”吧。

“鹿窝毘卢寺盟碑”文物保护标志碑（图片来源：贵阳文物寻访：毘庐寺盟碑）

关于“日”“月”

任可澄解释：“观碑首日月，合为明字，所以志也。”这个解释为此碑和大明王朝之建文帝有关定了总基调，以至在之后的众多文章，都没有绕开这个解释。日月二字合为“明”，的确没错，但为什么要分开刻呢？况且“月在左，日在右”，合起来也不是“明”，因此笔者对这种解释存疑。此外，“日”“月”二字外套圈，也有说套火焰纹的，则更无法解释。这种带有图形类的，史料典籍不好考证，能否从其他出土文物中借鉴考证呢？居然有。

“盟誓碑”的日月二字（图片来源：贵阳文物寻访：毘庐寺盟碑）

遵义仁怀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清代迎水寺的遗物，称为“云板”。铁质，总体呈扁状不规则圆形，上部两侧有弧形开口。整器通高61厘米，通宽58厘米，重24.5公斤。正中竖铸“同治拾叁年仲冬月上吉”。此外，板上还铸有迎水寺住持、匠士等人的名字。精彩的地方来了，在云板上部开口左右两侧，同样分铸“日”“月”二字，同样套圈。假如这是“凤毛麟角”的巧合，不能说明问题，笔者再举一例。黔东南岑巩县大有乡桐木寨与蟠龙寨之间，群山环抱，绿树成荫，溪流纵横，居中有一古寺，曰天安寺。天安寺曾经也出土一件“铁云板”，现藏岑巩县文管所。整体呈扁状船锚形。通高45.6厘米，通宽44厘米，重6.5公斤。居中铸刻“天安寺善德置”，两侧分铸两圈（今其一残损），圈中分铸“日”“月”二字，难道这又是巧合吗？

云板：仁怀迎水寺遗物；左右两侧同样分铸日月

云板：岑巩县天安寺遗物；两侧分铸两圈（今其一残损），圈中分铸日月

《清会典事例》注：“云板，铜铁或合金铸，体薄而扁平，周身有云纹，边穿有孔系绳。悬而击之。”得名云板，即是因通常在板的上部或两端铸造成云纹或云形花纹状。总体特征为上小下大，一般上部云头向下，下部云头向上，中央以柄相连。上部云头有圆形穿孔，可系绳悬挂。中央偏下有撞座，即敲击点，因此贵州也俗称此物为“点”。又因多为生铁浇铸，所以也称“铁点”。其作用是通过敲击，发出叮当之声，传递声讯。“云板”是汉族传统的佛教法器，广泛应用于佛教寺庙，多在寺院日常行事报时或临时召集众徒敲鸣使用。贵州这两件同样不例外，系出土于寺院。

回到“盟誓碑”，此碑位于毗卢寺旧址，很明显，同佛教寺庙有关，对比推测，碑额刻“日”“月”二字，应该是汉族佛教寺院的传统用法，为佛教宣扬“天如日月”之意，和少数民族无关，和明教徒亦无关，更不是特指所谓大明王朝的“明”。至于字外带凸起的套圈，原碑雕刻潦草随意，笔者猜测圆圈象征传统的“天圆地方”理念，凸起部分则是有意表现云纹。

关于“万古丛林”

任可澄解释：“是碑所言，安知非从亡诸人，秘密集会于兹土，共矢衔石移山之志，故为指天誓日之词。又姑以万古丛林云云，逃侦者之目。”意思是“万古丛林”应该是指“大明江山”，但又不能明说，要“逃侦者之目”，即警惕有当朝耳目告发。但任可澄同时对“万古丛林”作为“盟誓”的内容，也表示“尤为滋疑”，即对自己的解释也提出质疑。如果把“万古丛林”作为“盟誓内容”，的确有疑。不过，贵州清代诸多的乡规民约碑，却经常出现“万古”“千古”“丛林”“山林”这样的字眼，譬如《兴义绿荫乡规碑》《江口梵净山禁砍山林碑》《黎平纪堂村款禁碑》等等。其意并不复杂，就是简单的宣示“主权”，以求“永垂不朽”。换句话说，就是这一片山水林木是我们（村、寨）的，千年不变，万年不变，亘古不变。

“盟誓碑”的“万古丛林”四字（图片来源：贵阳文物寻访：毘庐寺盟碑）

关于“永乐五年正月”

按照大明律，继承皇位的是朱元璋嫡长子朱标，但太子朱标已死，按照惯例，顺次应为嫡长孙朱雄英继位，但朱雄英比他爹朱标还死得早，因此次孙朱允炆被封为皇太孙，并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驾崩后几天继位，年号“建文”，此乃大明正统。朱元璋的四子燕王朱棣兵强马壮，朱允炆虽说正统，但疲弱无力，加之这个皇位像天上掉的馅饼，因而从上位开始，叔侄就陷入持续四年的皇位争夺战。建文四年（1402），朱棣攻入南京，成功篡位，朱允炆遂南逃。朱棣于当年废“建文”年号，同时“假承祖训”，将建文四年改为朱元璋的年号，即洪武三十五年。次年（1403），才改年号为“永乐”。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此碑和朱允炆有关，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建文”年号，再不济也应该使用其爷爷朱元璋的“洪武”年号，无论如何不应该使用四叔朱棣的“永乐”年号，别忘了，在正统的士大夫看来，朱棣可是大逆不道的篡位。

明初年号对应示意

关于这个问题，任可澄解释：“或谓苟出诸臣，当如靖节之绝笔，义熙胡复以永乐为记。”意思是使用“永乐”年号的原因，或许来自跟随朱允炆一道出逃的老臣们，如“靖节之绝笔”，即像陶渊明当初写的《自祭文》一样，事已至此，要乐于天命，顺应自然。但这个解释不仅太过牵强，而且明显又和“盟誓”矛盾，因此任可澄仍然用“尤为滋疑”表示对自己的怀疑。

“永乐五年正月”，即1407年春节后的第一个月。查阅西望山众寺庙建造历史，毗卢寺是西望山修建时间最早的寺院，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再根据现散落在毗卢寺遗址附近的石狮，大致判断，也属明代早期风格。除掉总计四年的“建文”年号，“永乐”是最接近“洪武”的年号，因此，假如“永乐五年正月”只是单纯表示时间的话，那这个时间在毗卢寺出现，则合情合理。

毗卢寺遗址石狮（图片来源：贵阳文物寻访：毘庐寺盟碑）

关于“盟誓”

任可澄在《登西望山毗卢寺访碑记》中，提到北宋时期云南大理国段氏联合滇东三十七个少数民族部落会盟所立的“石城会盟碑”。此碑现存曲靖一中，也称“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任可澄将之与息烽“盟誓碑”作类似比较，原因很简单，就是“石城会盟碑”中也有“盟誓”二字。但问题在于，“石城会盟碑”的碑体规整，内容清晰，把会盟双方、会盟原因、会盟经过讲得清清楚楚，而息烽“盟誓碑”就是简单的“盟誓”两字，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搞不清“谁和谁盟”。其实，笔者认为，此“盟誓”，并非指歃血为盟的“结盟”，而是简单的“明誓”“发誓”“宣誓”之意。这种用法并非孤例，譬如在“暗断金钗为盟誓”，“烧指练臂自盟誓”等古语中，“盟誓”均非“结盟”之意。

段氏与三十七部会盟碑；拍摄：李石文

结论

据时任息烽县长桂诗成在《盟誓碑跋一》回忆，此碑系听闻县府建设局王佐局长言：“西望之麓毗卢寺有明初石刻”，始被众人往访发现。再由任可澄作《登西望山毗卢寺访碑记》考据，始被文人墨客周知。关于“盟誓碑”的书法艺术，任可澄言“笔画苍秀，如出魏晋人”，桂诗成言“笔画入古，清人不能伪”，同游西望山的《贵州通志》副总编杨恩元则认为“字迹有魏碑风味”。但必须说，这些说法，有“先入为主”之嫌。笔者妄见，从字体的书法审美角度看，很难感悟到其非凡而特别的艺术价值，并且“万古丛林”的“丛”，还是个明显的错别字。按桂诗成回忆，今嵌于田埂之上的“盟誓碑”，位于“寺左石墙下”。今天仔细观察这块碑，其实就是一块未经加工打磨的粗糙原石，如果不是嵌在泥土里，根本立不起来。说其为“碑”，笔者都觉得有些夸大其词，充其量算一块原生态的刻石而已，并且刻工也略显草率马虎。抛开建文帝朱允炆是否逃到过贵州不说，说此碑和皇帝有关，笔者是断然不信的。

息烽“盟誓碑”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