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安龙城南，有东西两山所依，东为龙井山，西为桅杆山，乾隆年间南笼知府杨汇修建的安龙城垣，便“盘罗龙井、桅杆二山之腰”。今天，山腰城垣还残存一些断壁，但龙井山巅其中一个峰头矗立的碉楼，保存完好。碉楼为青石砌，楼体为圆柱形，直径4米，通高6米。楼顶为石梁砌筑的六角攒尖顶，上铺石片。碉门亦为青石砌，竖长方形，高1.6米，宽0.8米。碉壁一周共砌开口20个，大致分为上中下三排，上排为瞭望孔，中、下排为射击孔。这些开孔均为内宽外窄，防止从外面射击打到守卫。碉楼的作用主要是瞭望放哨，修建在山巅，安龙城垣内外一览无遗。

碉门上方嵌有门额石刻，通宽89厘米，高43.5厘米。上书“绥丰”二字，绥为平安，丰乃富足，都是好词。上款：“光绪戊申年（1908）六月建”，下款：“安义镇总镇李宝书、兴义府知府陈鸿年题”，属清代典型的“军政同框”。《贵州通志》记载，陈鸿年号卣甫，浙江海宁人，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举人。从“农部曹（负责农业耕作的官员）”选派为贵州印江知县。到任不久，遇光绪庚子年（1900）印江大荒，“米一升钱五百文，草根树皮掘食殆尽，饿殍相望于道，倒毙者城乡无日无之”。陈鸿年“号召绅耆捐资赈济，不足又请欵（kuǎn 款）以佐之，存活无算”，可谓功德无量。此外，陈鸿年还宣扬“节孝，请木主（祖先牌位）入祠”，重修“崇圣（孔子祖先）祠”等，印江民风逐渐好转。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鸿年创办印江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开启土家族地区新式教育之先河。

“绥丰”碉楼门额石刻

光绪三十三年（1907），陈鸿年调任兴义知府。前文说过，石廷栋在文峰书院创办“新建中学堂”，李祖章改为“兴义府中学堂”，倡导维新变法，后被清政府弹压停办。到了知府陈鸿年，又模仿印江办学，改为“官立高等小学堂”。除教室外，还建有礼堂、运动场等新式设施。安龙流传一则掌故，说已经获授体仁阁大学士、擢升军机大臣兼学部大臣的张之洞获悉此事，捐银置田，作为高等小学堂的学租田，供学堂日常开销。此外，还购置一批西式教学仪器和数千册图书，从京城人挑马驮运到安龙。同时，陈鸿年也从安龙考选数名青年学生，送到武汉张之洞创办的两湖师范学堂读书，费用由张之洞承担。良性互动，黔西南的文教创兴传统再次得到延续。

石刻上另一人为安义镇总兵李宝书。据云南《楚雄日报》刊登的《水自慧与他的“蜻蛉记忆馆”》和《大姚古城》两篇文章。李玉堂，号宝书，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耿家屯人。少时入伍从军，“勇武有谋，屡建军功”。光绪中日甲午海战时驻防海州（连云港），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云南，升为参将，后又调任“金齿（云南西南部）副将”。光绪三十一年（1905）赴安龙担任安义镇总兵，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补授贵州提督，也就是说，安龙龙井山“绥丰”碉楼建成时，其正好开始享受副部级后补贵州提督的待遇。在“宣统元年（1909）二月”花江铁索桥“岁修功成”石刻上，李宝书的落款仍然是“钦命记名提督，贵州安义总镇，统领边防各营，李公玉堂军门大人”，即还是后补。直到宣统二年（1910）秋，“贵州提督徐印川因病乞休”，李宝书才正式出任贵州提督。据同年九月贵州讲武堂学员周绍学毕业执照记载的信息，执照由李宝书颁发，其当时头衔显示为：“钦命贵州全省提督，安义总镇，兼统西路巡防队，赏喀勒崇依巴图鲁。”辛亥革命成功，贵州光复后，李宝书返回云南赋闲。据大姚县发现一块“民国八年（1919）重修”的城墙砖，砖棱印有铭文“大姚县知事颜（英贤）督修；清提督邑绅李（宝书）协修。”意思是回乡的贵州提督李宝书，热衷公益，积极参与地方修缮城池、庙宇、学校等。上世纪三十年代，李宝书死后，经云南省主席批准，其后人在昆明圆通山建石坊一座，勒石纪念，至今留存。

“绥丰”碉楼监修石刻拓片

安龙龙井山“绥丰”碉楼远景

安龙龙井山碉楼的“绥丰”门额多数人知道，其实在门额的左侧，还嵌有一方碉楼监修石刻，略高些。因字迹风化严重，很难看清，好在拓制下来后，字迹依然清晰如初。内容为：“管带续备军王福，暨郡绅刘秉忠、李遵山、胡全盛、李凤禄、苏德元、张克勋、李炳奎、黄齐江监修”。清末新军通常分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管带为营级长官，王福大致相当于安义镇续备军的营长。郡绅名单中，仅知道李炳奎在安龙招堤一览亭有题联，其余不详。

“绥丰”碉楼

清光绪晚期，黔西南所在的盘江地区受广西游勇滋扰严重，因此这一时期修建的城墙、碉楼、营盘等，多是防御性军事设施，主要就是预防广西游勇过江侵扰，安龙龙井山“绥丰”碉楼也不例外。因为建得高，一直未被破坏，使得这些历史信息得以保存。尽管笔者没有查到这些郡绅的具体信息，但说不定有读者知道，也保不齐这些名字会在其他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因此这座碉楼作为实物印证资料，还是非常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