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号是国际古迹遗址日，依托丰富的考古成果，目前贵州共有八个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贵州考古70年的岁月中，留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历史的足迹和文脉的根基，更是一代又一代考古人接续奋斗的缩影和一个个有关贵州考古的精彩故事。
3月28号，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从22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也是贵州考古历史上第八项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遗址。
大松山墓群
消息传来，73岁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梁太鹤为同行们感到高兴的同时，思绪也回到了20多年前，赫章可乐遗址墓葬荣获“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那一天。“我们当时正在普安铜鼓山发掘遗址现场，听广播说考古十大发现公布了，有我们赫章可乐，我们去的人全把工作放下了，在那欢呼起来了。”
欢呼声中，夹杂着欣喜的泪水，掀开了贵州考古的峥嵘岁月。
我和古尸“近距离接触”
北京路168号，对于贵州考古来说，是一段不能跨越的记忆。
1953年，贵州省博物馆筹建，下设的清理发掘组是贵州考古队伍的雏形，此后几经更名为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从上世纪60年代起，考古队便在贵阳市北京路168号的红砖楼里办公。
1982年，大学毕业后的梁太鹤来到北京路168号，踏进红砖楼的第一天，梁太鹤说，因为住宿，自己和考古来了个“亲密接触”。“博物馆是一个很大的展厅，后厅旁边楼梯间有一个小房子，我就住在那里。贵州当时出土了两具古尸，在全省曾经做巡回展览，回到博物馆后古尸就搁在后门厅，我每次进出我的房子都要绕过这两具古尸。当时也没感觉到害怕，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段有趣的经历是梁太鹤考古工作的一个小插曲，却也让他对考古充满更多探索的欲望。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梁太鹤就开始跟着同事们去搞考古调查，翻山越岭、风餐露宿，梁太鹤见证了贵州考古事业创立和最初发展的不易。“交通不便，我最远的一次考古调查，连续走了十二个小时。为了拍发掘以后整个平面的状况，我们就用大树的木头，把它一层一层捆起来，然后顺着木头爬上去拍。”
一次次的行走，看到不易的同时，梁太鹤也收获了一份对考古初心的坚持。他说，对于考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只是去客观地揭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存，不是去挖宝。”
梁太鹤讲述夜郎文物的故事
近20年的时间，梁太鹤始终保持着当初对于考古的热爱，和同事们在全省范围内对夜郎考古遗存进行了调查。2000年，梁太鹤等来了他考古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机遇——赫章可乐遗址迎来再次发掘。
赫章可乐考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末，有农民在农事耕作中刨出汉代铜鼓和铁剑，引起关注。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的发掘，揭示出许多古夜郎时期具有浓郁地方民族特色的考古遗存，这其中就包括备受瞩目的“套头葬”。但受限于当时考古技术等原因，遗留下很多解释不清的问题。梁太鹤说，时隔20多年再次对赫章可乐遗址进行发掘，就是要更深层次地解决这些疑问。“我们这次最重要的是把套头葬的具体情况，包括墓葬的形式，套头的铜釜把它基本弄清楚。而且这次我们发掘的套头葬用的套头器物，有两只立虎的大铜釜，另外一只大铜釜套在脚上，像这种过去是没有见过的。”
立虎铜釜
“套头葬”是以大铜釜、铜鼓等大型金属器，像帽子般戴在死者头上埋葬。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标志性特征，这种带有强烈宗教信仰的墓葬方式，对于研究古夜郎历史文化具有特殊意义。也正是因为“套头葬”，赫章可乐遗址墓葬荣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赫章可乐遗址是第一个由贵州考古团队发掘并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梁太鹤说，对于当时的贵州考古团队来说，除了欣喜，更多的是一种对于贵州文化的自信。“我们没想到能走到这一步。结果公布以后，一下子让我们有什么自信呢？就是贵州肯定会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我们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本分，一样可以走到前列。”
犹如打开了一扇窗户，赫章可乐遗址让贵州考古在全国崭露头角，然而，让梁太鹤没想到的是，仅仅四年之后，在北京路168号的红砖楼里，贵州的又一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诞生了。
我们发现了贵州最早的“粮仓”
贵阳市黄山冲路38号，是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址，在一楼库房，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合荣神情专注地修复着手中的铜器，透过一件件文物，时间回到了19年前的那个秋日。
“2004年，我们对威宁中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发掘，包括鸡公山、吴家大坪、银子坛等，在鸡公山山顶一共发掘了300多个各种各样的坑，每个坑都有完整的陶器石器。”
鸡公山遗址出土的文物
除了各种器物，80%的坑里还都有碳化稻米，“有的是和谷穗一起焚烧，有的是做成饭团焚烧”，张合荣说，这些碳化稻经碳14检测，年代距今3100年左右，成为贵州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谷遗存，“大家开玩笑说，我们找到了贵州最早的‘粮仓’。”
鸡公山遗址是张合荣自己作为领队参与的第一个考古发掘项目，也是那一次大规模发掘中出土器物最多，发掘面积最大，成果最丰富的一个地方。那次发掘，经历了秋冬季节的更替，秋天的艳阳，队员们被紫外线灼伤；冬天的低温，队员们被冻伤手脚。103天的时间，埋在地下3000多年的鸡公山遗址，一点一点重见天日。“鸡公山山顶海拔接近2000米，但是在这种地方我们发现了贵州目前最早的碳化稻种，还有一些蔬菜种子，从这方面说明鸡公山遗址不是普通的居住遗址，它是做宗教和祭祀用的。”张合荣说。
鸡公山遗址的另外一个价值，是发现了数百件器型完整或可修复的陶器，且陶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这个遗址也被命名为“鸡公山文化”。张合荣说，这也是目前贵州境内，唯一完全得到学术界认可的考古学文化。
张合荣介绍正在修复的文物
全新的地域性考古学文化且时代延续性强，威宁中水考古的重大发现，使该遗址全票入选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这次获奖，对张合荣来说，也是他走向夜郎考古专业研究的新起点。以后近20年的时间，张合荣专注于夜郎考古的发掘和研究，在揭秘夜郎古国真实模样的探索中，不断前行。“考古学是一个探索未知的过程，把理论知识和田野考古的知识丰富起来，带着一种使命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才能不断地发展。”
2016年，北京路168号的红砖楼拆迁，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搬到贵阳市黄山冲路38号，张合荣和同事们将十几万件的文物打包，足足装了1000箱，满满29车，这些记录着贵州考古发展足迹的文物，让贵州考古人的努力有了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根脉。
十几万件文物，让贵州考古人的努力有了传下去的根脉
我和古人在洞穴“对话”
拥挤的环境里到处堆着文物，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办公室里绘图，这是2006年，刚刚大学毕业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张兴龙，对红砖楼的第一印象。然而，在他眼里，和拥挤不堪的环境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老一辈考古人的认真严谨。
“我看过几个老先生的笔记，他们没有相机没有手机，唯一依靠的就是一支笔一个本子，他们生怕漏掉任何信息，会把所有看到的，都详细记录在本子上。”张兴龙说，自己很佩服他们。
一本本考古笔记，一代代精神传承
从一本本笔记里，张兴龙读到的不仅是考古的专业性，还有治学的严谨性。上班第二天，张兴龙就被同事拉着做考古调查，一年下来，自己都记不得跑了多少次。最远的一次，张兴龙坐船坐了两个小时，还要带着几百斤重的发电机，连续一两个月，晚上都是睡在帐篷。“当时遗址附近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直接开了一片荒地，挖一个柱洞，把竹子栽进去，然后中间用铁丝一捆，用材料布一盖，就成了厨房，还自己搭帐篷，搭了一个机房。”
一回回脚踩泥土，一次次仰望星辰，张兴龙收获了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和知识储备，这些也帮助他在2016年和招果洞相遇。
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
招果洞遗址位于贵安新区，是张兴龙和同事在考古调查中发现的一处史前洞穴遗址，用张兴龙的话说，这种遗址可遇而不可求。“地图上都没有记载，是我们在和村民沟通时打听到的。洞穴口密密麻麻几乎全部被植被封住了，我们找了向导拿了砍刀，进了洞后，就看到一米多的洞壁上面密密麻麻的分布着遗物，大家的神经一下子就兴奋起来，当时马上就坚定了要发掘这个洞。”即使已经过去七年的光阴，说到这里，张兴龙的眼里仍难掩兴奋。
张兴龙和招果洞“对话”
从2016年到2020年，五年时间，张兴龙往返于考古所和招果洞之间，在一次次和古人的“对话”中，他将招果洞的故事精彩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西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进一步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招果洞遗址也最终获得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对于招果洞的价值，张兴龙说：“四万多年到几千年人类对洞穴的连续利用，形成极为连续的文化堆积，这种是非常难得的。”
17年的光阴，张兴龙享受着与古人的一次次对话，骨子里有些浪漫主义色彩的他，将考古比作朋友，一个可以经常坐下来聊天对话，一个和自己共同成长、共同进步的朋友。“这位朋友向我诉说远古人类已经湮灭的途径，告诉我真实发生但是又不被人类记忆所记载的史实，在遗址里，你获得优先和古人对话的权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也很享受这种对话方式。”
70年厚积薄发结硕果，2012年，海龙屯土司遗址；2014年，播州杨氏土司墓地；2016年，贵安新区牛坡洞洞穴遗址；2020年，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2022年，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贵州考古迎来“黄金十年”，以一个个“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刷新着外界对贵州考古的固有印象。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说，目前贵州已经探索出一条以夜郎、洞穴、土司、民族等为主的特色专业考古之路。“1953年以来，几十年的积累，从2012年开始贵州考古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业内的专家包括国家文物局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肯定，他们是这样说的：我们终于听到了贵州考古的声音。”
正是一代又一代贵州考古人的接续奋斗，讲述着贵州文化自信自强的精彩故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贵州考古故事还将继续……
退休多年的梁太鹤，经常去贵州省博物馆，帮馆里做一些文物的展览宣传工作，给年轻人讲解文物的相关知识。他说：“这些东西不是仅仅是我们民族的，它是全人类的，是我们前辈留下的文化遗产，保护好它们是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
和夜郎文化打了三十多年交道的张合荣，最近正忙着对出土的文物进行修复，明年完成威宁中水遗址的考古报告。他说：“这些陶片修复起来，尽可能发挥考古学重建故事或是丰富历史的这种社会功能，带有一种考古的使命阐释贵州多民族的多彩文化。”
对考古抱有情怀的张兴龙，专注于如何讲好文物故事，讲好贵州故事。他说：“贵州从远古时期就总结出一套生存发展的模式和途径，非常具有地方特色，把远古先民创造出来的文明文化发掘出来研究出来展示出来，是我们贵州考古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文中部分图片来源：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