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赫章可乐8号墓属汉式甲类墓葬，因墓葬规模大，随葬器物多，被推测为汉代官吏墓葬。墓中出土的一件青铜器铸有“元始四年”的铭文，即公元4年，属西汉末年王莽弄权所立的“儿皇帝”刘衎（kàn）时期，故此墓葬基本可以判断为西汉晚期。据考古发掘报告，8号墓出土编号第50件的器物为一件青铜“唾壶”，器物描述为：“盘口，呈漏斗状，鼓腹，圈足，通高8.8厘米，盘口径8.6厘米。”这件青铜“唾壶”，在赫章可乐墓群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既显得特别，又让人心生疑惑。

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青铜“唾壶” 来源：《赫章可乐发掘报告》

所谓“唾”，即唾液，大白话就是口水。“唾壶”就是一种专门盛装口水的器物。按照今天的话，就是痰盂。古代贵族宴请宾客，屋内铺席，席下铺筵，为避免弄脏“筵席”，就要准备唾壶，以备客人吐口水之用。汉广川王刘去堪称盗墓鼻祖之一，据西汉末年刘歆《西京杂记·卷六》记载，刘去在盗掘封地内的魏襄王墓葬时，见到襄王石床上有“玉唾壶一枚”，判断为“王取服之”，意思就是战国晚期魏襄王用来吐口水的。宋代官僚王谠在《唐语林·补遗》中记载，汉武帝以孔子的后代孔安国随侍，让其掌御“唾壶”，供武帝吐口水使用。而儒生孔安国也欣然受之，因为唾壶是武帝随时需要使用之器物，掌御唾壶，自然能让儒家思想更加接近和影响皇帝。曹操“挟天子”，在给汉献帝刘协提供生活用品的奏折《上杂物疏》中，也有“金唾壶一枚，银唾壶三十枚”的记录，纯金的自然是给这位东汉最后一任皇帝使用，纯银的给其众妃子使用。根据这些文献可知，至少从战国晚期开始，贯穿整个汉代，历史上确实有这种称为“唾壶”的器物存在。那赫章可乐8号墓作为西汉晚期一个官吏的墓葬，出土一件“唾壶”不是很正常吗，疑惑什么呢？

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青铜“唾壶”俯拍照

首先从器型上分析。魏晋时期的唾壶多为陶瓷材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东晋时期经典的青釉唾壶，高14厘米，口径10厘米，底径8.5厘米。温州博物馆同样藏有一件东晋永和三年（347年）青釉瓷唾壶，大小模样相当，均是盘口、垂鼓腹、矮圈足。对于此类唾壶，目前学界争议不大，原因是盘口中心的内孔比较大，清洗比较方便。发展到唐代之后，唾壶的盘口明显增大，同时，颈部更加收束，出现平底或假圈足，这种造型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因盘口加大后，更容易收集喷溅状的口水等污秽物。

东晋青釉唾壶

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的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为辽代时期墓葬，其前室东壁绘有《男女二仆图》，女仆双手轻搭毛巾，男仆则左手托器底，右手执器颈，其手中所持的这件器物，就被认为是“唾壶”。同时，在各大博物馆的馆藏中，这种唾壶也屡见不鲜，如广西博物馆的唐青釉唾壶，广东博物馆的唐越窑青瓷唾壶等等。但是争议也出现了，这种唾壶因束颈更加收缩之后，盘口中心的内孔径自然变小，因此口水并不容易进入壶内，如果是带有粘性的唾液或口痰，则更为困难。通过实验，这种唾壶使用时会造成大量污物留置盘口，非常不卫生。最无法理解的是唾壶清洗问题，因内孔径太小，理论上根本无法进行有效的清洗。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的青铜“唾壶”，整体形状和魏晋时期的陶瓷唾壶类似，但是盘口内孔径却非常小，基本属于无法进行有效清洗的这一类，这是第一个疑点。

男仆手持唾壶，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壁画

唐越窑青瓷唾壶，广东博物馆藏

唾壶尽管在史料中不鲜见，但带自名的仅在安徽阜阳双古堆有出土，此墓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及其妻子的合葬墓。墓中出土的一件漆器，木胎厚0.5厘米，有器盖，内髹红漆，外髹黑漆彩绘。腹径18.2 厘米，通高8.6 厘米，底部署有“女（汝）阴侯唾器”的铭文。但这件自名为“唾器”的器物，形状却像一个“大碗”或“钵”，整体造型和后世发现并认定的唾壶完全不一样，是现代认知问题还是历史偶然因素，不得而知。最关键的问题是，目前认为的盘口、鼓腹、圈足这种基本造型的唾壶实物，均是从魏晋才开始流行的。最早发现的一件，也只到东汉晚期，为江西清江县樟树镇武陵汉墓出土，还是一件施绿釉的泥质红陶唾壶。而赫章可乐8号墓是西汉晚期，出土这样一件“未雨绸缪”的青铜唾壶合理吗？并且截止到今天，这件青铜唾壶是唯一的一件，其他地方均未发现。因此从时间和概率上来说，也有很大的疑点。

汝阴侯唾器，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出土

《晋书》记载了一个“唾壶敲缺”的故事。意思是手控强兵的东晋大臣王敦，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晋元帝司马睿“畏而恶之”，就另立心腹。王敦由此心愤难平，便每次酒后，一边吟诵曹操的乐府名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边用玉如意敲打身旁的唾壶，导致壶边敲得满是缺口。故事是形容一个人心情忧愤，不过侧面印证了唾壶普遍使用的材质是陶瓷，假如敲一个金属的，那就不是唾壶上有缺口，而是如意被敲断的问题了。因此笔者更倾向赫章可乐8号墓出土的这件器物，是属于斟酒器或饮酒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