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最近，贵阳文昌阁热闹非凡，一场场没有门槛的路边音乐会，让这处文物古迹充满活力。其实在贵州，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的祭祀建筑，只是名称略有不同，譬如文昌阁、文昌宫、文昌祠、文昌殿，或是魁星楼、魁星阁等。古人信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讲究“学而优则仕”，因此这些主宰士子登科、砥行立名的神仙们便粉墨登场，得到厚爱。严格些说，尽管寓意大同小异，但文昌和魁星还是略有区别，至少形象有所不同。文昌相貌堂堂，端正魁梧，飘逸俊朗。魁星则红发黑脸、貌凶面恶，一副厉鬼模样。魁星也称奎星，如黔南独山县的类似建筑，就称为奎文阁。此外，传统意义上，文昌似乎要正统些，代表官方的层面多一些。而魁星起源民间，充满更多乡野的味道。

兴义文昌宫始建年代不详，按县志记载，最早修建在县城东门外的笔山书院内。东门外笔山书院是兴义的第二座笔山书院，为清嘉庆十八年（1813）知县杜友李倡议诸生捐银，购买吉安会馆旧址进行建造，因此猜测与文昌宫始建时间悬殊不大。《兴义府志》记载：“书院凡讲堂三楹，中为文昌殿。左右斋房十楹，头门一楹，二门楼一楹。门外有池，楼上有魁星像。左厅一楹，右厅一楹，皆杜友李建。”也就是说，第二座笔山书院内，文昌和魁星都有。

光绪元年（1875），兴义县训导（负责教育事务）邬子超和笔山书院斋长李辉垣（字南星），认为文昌宫“规模狭隘”，便在县城北面后山的文庙西南侧，重新辟地修建，规模“五楹”，就是五间房子，作为“春秋祭祀”之用。这个记载，颇能看出官方对文昌宫和文昌阁命名的一些细微区别。尽管都是供奉文昌帝君，但文昌宫通常以举行春秋祭祀为主。春祭为农历二月初三，是文昌的诞辰日。秋祭为农历八月初一，文昌成仙的日子。而文昌阁通常建在景色宜人、风光秀丽的高处，主要供文人学子们畅游登高、畅谈诗词和切磋文艺。除祭祀之用，文昌宫落成后，李辉垣还将笔山书院教读其中，俗称老书院，即兴义第三座笔山书院。可以看出，兴义文昌宫和笔山书院始终有紧密联系。

兴义文昌阁拓片

除“春秋祭祀”的文昌宫，兴义还有“游山玩水”的文昌阁。文昌阁位于东门外护城河（今湾塘河）大桥上，为道光三十年（1850）知县胡霖澍倡建。前文说过，胡霖澍号石渠，为湖北黄冈进士，上任伊始便积极培修笔山书院、城隍庙、东岳庙、文昌阁等建筑。据其撰写的《文昌阁记》载，“兴邑（义）旧属普安州地。山重水绕，士秀而文。前此掇（duō）巍科登显仕者，代著伟人。”意思是兴义确实是块宝地，兴文重教，凡有才干之人，都能得到认可尊重，扬名立万。可惜自嘉庆初年设县以来，“纡青曳紫，虽不乏人，而科名稍廖落焉”，青、紫乃官吏印绶颜色，即虽然出了些官员，但考取功名者还是太少。因此“振兴文教，余乃责也”，这是胡霖澍新官上任修建文昌阁的时代背景。

关于选址，《文昌阁记》载，“暇（xiá，空闲）日，访邑东门大桥，旧有邑人赵君，创建文昌阁遗址。予以为宜重建。”又据咸丰《兴义府志》记载，“文昌桥在县城东隅里许，通场坝大道。桥上昔有文昌阁，嘉庆二年（1797）苗变，阁毁。前后有两小洞，如连珠。乾隆末举人王赞武欲建阁于洞侧，已庀（pǐ，备好）材，亦被苗毁，唯基犹存。”邑人赵君是谁不得而知，但兴义历史上确有大户赵家，致力地方教育。王赞武则是第一座笔山书院走出的举人，时任四川峨眉知县。嘉庆二年（1797）苗变时，正好丁忧在家守制。同年苗变失败，十月赴四川南部（今南充）出任知县。故兴义最早的文昌阁，至少在嘉庆二年之前就有。《文昌阁记》载，胡霖澍在原址上重建的文昌阁，“五阅月而工竣”，即花费五个月时间。自诩为“杰阁文峰，秀耸天表”，府志记载也蔚为壮观，“阁凡五重，登之极目千里”，并寄望兴义之“将来，人文蔚起，科第蝉联”。胡霖澍于道光庚戌年（1850）初秋出任兴义知县，这样看来，重建的文昌阁，应当是咸丰元年（1851）竣工完成。

兴义文昌桥拓片

《兴义县志》记载，文昌阁在光绪辛卯年（1891）便“毁于火”，文昌宫在民国年间也“夷为茂草”，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笔者在博物馆旧藏中无意发现兴义文昌阁拓片，通长79.3厘米。字迹尽管模糊，但极有可能是这个传统建筑存留下来的孤品。不仅如此，同时现身的还有“文昌桥”拓片，长度与前拓近似。东门外的大桥至今尚存，就在兴义市政府大门外侧的湾塘河上，只不过这是1942年县府为整顿市政交通，由时任县长李大光在原址改建的一座五拱石桥，但名称一直未变，还是称大桥。这块拓片的现身，也印证了《兴义府志》记载的“桥上昔有文昌阁”，故名“文昌桥”。

封面图非兴义文昌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