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浓缩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收藏于此的每件珍贵文物，都可以称为“国之瑰宝”。谈到为故宫捐献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收藏家，一位是捐书画的张伯驹，另一位则是捐瓷器的孙瀛洲。张伯驹无须多言，他不计代价保护文物的故事，早已为人们津津乐道，相比之下孙瀛洲却有些籍籍无名，这个文博“大家”，著名的收藏家、陶瓷鉴定家，一生平淡，却一腔赤诚，以勤勉之身立世，以无言大爱为国，被誉为“一代宗师”。

收藏界的泰山北斗——张伯驹与孙瀛洲

1956年，孙瀛洲将自己家藏的3000余件文物（含25件一级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仅陶瓷就达2000余件，如此规模的扩容，使本已耀眼的紫禁城更添光芒。此后，故宫博物院将其中70件文物，调拨支援了全国20家博物馆作为永久收藏。有一些文物还走出国门，去世界巡展，在更广阔的天地讲述悠悠华夏。

这段跨越世纪的人生传奇，起始于1893年的河北冀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孙瀛洲生于斯，长于斯，家境贫寒的他在14岁时为生活所迫只身来到北京，成为一名年轻的“北漂”。

他先是在一个家具店当伙计，后来，到当时的“同春永”“宝聚斋”等古玩铺子当学徒。他谨小慎微，聪颖好学，学徒期满后被委以重任，做起了采购、司账。如此因缘际会，他与古玩结下了一世情愫。

“北漂”的日子总是痛并快乐的，生活清贫，孙瀛洲却陶然其中，因为他总可以跟着老先生们学到各种古玩鉴赏知识，“操千曲而后晓声”，他凭着一双慧眼，渐渐地在北京琉璃厂等文玩圈子里名声大噪。

有心胸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成为浪尖的一分子。孙瀛洲显然不想被囿于一处，于是更勤奋地钻研经商之道。经过扎实的打拼、积累，他自立门户，在北京东四南大街创办了自己的古玩铺子“敦华斋”，以经营、鉴定、收藏、研究明清瓷器为业，成为一个成功的“创业者”。

孙瀛洲一生都在践行“敢为人先”。当同行还不认识永宣青花的时候，孙瀛洲已从造型、绘画、款识、用料等方面对瓷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由于经营有道和高超的文物鉴定水平，“敦华斋”很快成为北京城的“网红”文玩店。每天上门赏玩、购买者络绎不绝，生意火爆。当时，“敦华斋”里仅学徒工就有20多人，每个月进出的古玩多达几万件。挣下的银圆、金条每月都要用大木箱子抬去银行存起来。

孙瀛洲像

坐拥家财万贯，日常生活中的孙瀛洲却是克己淡泊，勤俭为要。平日一身素衣，家人也是如此，连女儿冬天戴的手套都是妻子用废旧的袜筒缝制。孙家一日三餐也极为简单朴素，孙瀛洲规定，全家人一个星期只能吃一次肉，而且每次只能吃2两，还须将肉丝切得细细，如此与蔬菜混在一起，便可以多夹几筷子。普通人家过春节，日子纵是拮据，也会给孩子换上新衣、买些美食，孙家的孩子却只有“羡慕嫉妒恨”，孙瀛洲竟是自己动手给孩子们做糖葫芦吃。

孙瀛洲曾定下家规，出门应酬也尽量避免付账，更有甚者，出门前先在家里吃碗面，到酒楼硬与人说自己“吃过了”。不享美味，旁人自不好再要他付账，如此“吝啬”，真称得上是“中国版的葛朗台”。

突如其来的战争摧毁了岁月静好。20世纪40年代，北平陷于日本侵略者之手，乱世纷乱，民生疾苦。后门桥有家古玩铺要关张，想把货底子出卖还债，孙瀛洲听到消息，一刻都没有耽误，马上去看货。他一眼识得一对明朝成化年间的斗彩三秋杯，这对小酒杯轻灵秀巧，现世只此一对，堪称“孤品”。其釉色青中泛灰，胎体薄如蝉翼，杯身绘有秋菊、蝶、草图案，高3.9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2.6厘米，杯底写有“大明成化年制”的六字楷书款。此杯身世不凡，相传为明成化皇帝为讨万贵妃欢心，命景德镇工匠特制的御用酒杯，到明嘉靖时已属珍品，传世至今仍完整无瑕，更是罕见。

（斗彩三秋杯，明成化，高3.9厘米，口径6.9厘米，足径2.6厘米，孙瀛洲捐献，现藏故宫博物院。其釉色青中泛灰，胎体薄如蝉翼，杯身绘秋菊、蝶、草图案，代表了明代高超的陶瓷烧造水准。）

若不是赶上这兵荒马乱，纵有千金也难得此稀世珍宝，孙瀛洲当即以40根金条买下。40根金条，在当时能买下北京的几套豪华四合院。后来，北平古玩商会的会长曾出高价想从他手中收买这对三秋杯，孙瀛洲都不为所动。

孙瀛洲对古玩的爱，是捧在手心、含在口里的。买下三秋杯后，他一直珍藏家中秘不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常到古玩铺“打卡”，一来二去，二人成了挚友。孙瀛洲将自己收藏的精品文物让彭真过目，彭真对斗彩三秋杯赞不绝口，称之为“国宝”，孙瀛洲当即表示，愿将这稀世珍品无偿捐给国家。

1956年，孙瀛洲将这对宝贝捐给了故宫博物院。在杯子“进宫”的前一天，他将一家人召集到家中被视为“禁地”的屋子，那里一直安放着孙瀛洲多年来的收藏。家人们多年来第一次掀开面纱，看到了三秋杯的真容，然而，这第一次见面竟是为了说“再见”。如今，这对描绘秋景的明代成化斗彩三秋杯，已成为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

（釉里红盏托，明洪武，孙瀛洲捐献，现藏故宫博物院。这件釉里红盏托以朱元璋推崇的红色为主色，属于宫廷的御用瓷器，为官窑生产，给人一种端庄，雅致的感觉。）

闲暇之余，孙瀛洲遍访民间，寻访、收购文物，他为人诚实、随和，出价也慷慨公道，行里人都愿意与他打交道。一路走来，他收了不少陶瓷精品，从晋唐名瓷、宋代五大名窑瓷器到明清瓷器，体系完备，包罗万种。

孙瀛洲对文物的挚爱令人感动，他心系天下、一心为国也丝毫不含糊。抗战期间，孙瀛洲积极支援抗日，出资购买了大量枪支、弹药、大炮等送上抗日前线，先后为支援抗日花去了数十万银圆。此时的他，慷慨至极，不带半点犹豫。1950年，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孙瀛洲将店中古董瓷器拿出来，积极参加了中山公园的五色土义卖活动，所得钱款上百万元全数捐给了国家。此外，他还让自己的两个孩子参军去了大西北，支援边疆建设。

1956年，孙瀛洲响应“支援国家建设，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号召，将近3000件古董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当时为了转移这些文物，故宫博物院出动了十几位专家到孙家清点了1个多月，前后动用了20多辆卡车才装运完成。这些捐献的古董包括：宋元明清瓷器2375件、犀牛角杯32件、瓷器资料497件。

1957年初，孙瀛洲又捐出了清朝康熙、乾隆瓷器10件；1964年，又捐出瓷器64件、瓷器资料9件，共计2987件。这些都是有档案可查的数据，再加上一些小件文物，孙瀛洲的捐赠数量多达3000余件，其价值可谓“倾国倾城”，令人叹为观止。之后，孙瀛洲被故宫博物院聘为研究员，并进院工作，成为一个“宫里人”。

孙瀛洲在故宫工作时的工作证

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后的1957年，孙瀛洲和陈万里指导故宫博物院陶瓷研究室全体成员对院藏文物的年代、窑口、真伪进行了逐件鉴别，再根据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划定等级，发掘了许多湮没的珍品。此外，孙瀛洲还组织故宫的专业人员，为国家抢救性收购了大批文物珍品，并帮助国内的一些博物馆鉴定古陶瓷等。

1962年孙瀛洲（右一）、陈万里、冯先铭与瑞典友人威斯兰德的合影

虽然作为古陶瓷鉴定专家，孙瀛洲的意见有极高的权威性，但是在工作中，他非常谦虚，每鉴定完一器都客气地请陈万里过目，然后听取他的意见，再听取其他同事的意见，之后谈自己的看法并加以讨论，最后才能做出鉴定结论；必要时，一件东西要看上三五日后才拍板定论。

（20世纪50年代末，孙瀛洲与故宫博物院的同事们在中和殿旁合影，前排左起为胡友昌，李辉柄，前排右一为叶佩兰，后排左起以此为耿宝昌、刘伯昆、陈宝铎、冯光铭、梁匡忠，后排右起依次为王莉英、徐静修、孙瀛洲。）

一次，在整理永乐白釉器时，一件纯白釉带暗花脱胎碗原定为永乐时期，孙瀛洲仔细看过以后提出年代有疑，对大家说：“先放一边，有疑，再多看看。”三天后，他终于给大家揭开了谜底：“这种白釉脱胎碗胎体过薄，手摸口缘边缘有锋利感，暗花纹样不及永乐真器流畅自然，是后仿品。”他用谦虚严谨、实事求是的作风，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

（青花夔龙纹罐，明宣德，高19厘米，口径15.8厘米，足径13.8厘米，孙瀛洲捐献，现藏故宫博物院。这件瓷器带有典型的明代宣德年间官窑瓷器的特征。轮廓简洁淡雅，白地均匀洁净。夔龙也是栩栩如生，艺术价值极高。在市面上流通的类似瓷器，已经到了三四百万元的高价，而且那些瓷器还没有孙瀛洲捐献的这件完整。）

除了对文物进行研究、鉴定、征集以外，孙瀛洲对专业知识的传授更是尽心尽力。出身古玩行的他，未被古玩行流行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陈腐观念所束缚，而是把自己的知识倾囊相授，向年轻人传授古陶瓷的鉴定经验。当年得到孙老真传的弟子，分布全国各地，如今大都成为古陶瓷鉴定领域的专家学者，这其中就包括全国著名古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

一次，孙瀛洲在库房里为同事们表演了一套真功夫，让人大开眼界——孙瀛洲拿出一件哥窑瓷器，又分别拿出一件明代和清代的仿品，他背过身去让人把器物翻个身让器足向上并把顺序打乱，然后他闭着眼转过身来用手摸着器足辨认：“这是明代仿的……这是宋代的……这是清代仿的。”身边的人都惊呆了，都争着问孙老是怎么辨认的。他让大家聚过来，认真地做了讲解：“宋元明清各个时代的制瓷工艺的不同，用手触摸的感觉就不同，宋代瓷器的足部边际非常窄小，足内施釉有个坡度，用手难以拿起，而明清器足边有棱角，用手捏其足边可以拿起来，并且明代器足边厚，清代器足边薄。”器足边缘这毫厘之差的大学问，就这样被孙瀛洲生动地传授给了后人。

孙瀛洲的一生，是与文物亲密相伴的一生，他对文物的挚爱更甚于自己的生命。对经手的文物，他必定仔细观察、记录，进行比较研究，对明清瓷器的钻研尤其深入，为了解明清瓷器制作工艺，弄清鉴定真、赝的规律，他曾多次到景德镇仿烧明清瓷器。因为当时明清时期的墓葬出土瓷器很少，带纪年的更少；造型又不像唐宋及更早期的瓷器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标准；加上各个朝代的年限不长，瓷器的品种又繁杂，连续性又较强，因此明清瓷器的鉴定有自己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精确的断代是非常困难的。

孙瀛洲以明清带年款的官窑瓷器作为标准器，把不同朝代的瓷器所具有的不同时代特征排比出来，经过研究归纳，将这些“鉴证”提到理论化的高度再用以指导鉴定实践，为明清瓷器的科学鉴定奠定了基础。他成为我国采用类型学方法对明清瓷器进行“排比研究的第一人”，使明清瓷器的鉴定从朦胧走向清晰。

孙瀛洲还为后世留下很多陶瓷研究和鉴定的著述，如《谈哥汝二窑》《元卵白釉印花云龙八宝盘》 《我对早期青花原料的初步看法》 《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 《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 《明嘉靖青花加彩鱼藻罐》 《瓷器辨伪举例》 《元明清瓷器的鉴定》（未完稿）《论古月轩瓷器》（未发表）等（注：《元明清瓷器的鉴定》一文系未完稿，文末有“待续”二字。后来“文革”开始，孙瀛洲因病去世，《论古月轩瓷器》变成了其生前未发表之遗稿）。

孙瀛洲对于宋代官、哥窑瓷器的鉴定，仅用手指把捏器物圈足就可判定窑别，令人称绝。他著的《谈哥汝二窑》《瓷器辨伪举例》等文章，即从器物的造型、胎质、釉面、色彩等区别来论述鉴定要点。文中作者对于器物观察之细致入微，分析视角之独到精准，举世无双。孙瀛洲凭着炉火纯青的技艺，在古玩界游刃有余，被尊称为“老法眼”“宣德大王”。

孙瀛洲最为业内广为博引的研究成果，是他将纷繁复杂、体例多变的明清各代官窑款识的写法总结成上口歌诀，极易记忆，也极为实用。例如，《试谈明代永乐、宣德景德镇官窑瓷年款》一文收录的宣德官款口诀：“宣德年款遍器身，楷刻印篆暗阳阴。横竖花四双单无，晋唐小楷最出群。”《成化官窑彩瓷的鉴别》一文所录的成化年款口诀：“大字尖圆头非高，成字撇硬直倒腰。化字人匕平微头，制字衣横少越刀。明日窄平年应悟，成字三点头肩腰。”

这些口诀看似平常，却是孙瀛洲通过对无数标准器的排比、甄别、归纳总结而来。由于其个人阅历所限，他或许没有经受现代考古学的系统训练，但他在多年实际工作经验中，不自觉地将现代类型学方法引入瓷器鉴定的研究。正是这种与“学院派”殊途同归的研究方式，孙瀛洲为科学鉴定在古陶瓷研究领域的逐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彩三多纹梅瓶，清康熙，孙瀛洲捐献，现藏故宫博物院。清代五彩瓷器多光亮透彻，彩色鲜艳，表明工匠已熟练控制烧成温度，可根据需要把各颜色调配成不同浓淡的色调用以表现花卉。）

1966年9月，孙瀛洲离世，享年74岁。

从五色土义卖，到送子女参军，再到将全部收藏捐赠，并且在花甲之年担负起故宫博物院重要的工作，孙瀛洲将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自己所热爱的祖国。捐赠时他曾斩钉截铁地对子女说：“国家比你们更需要这些东西。”他将一生珍藏献给国家，身后留给子女的，却没有什么物质财富。“入我眼者非我有”，如此豁达的人生观、价值观，就是他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财富。

逝者如斯，孙瀛洲平凡又不凡的人生终将在时间的洪流中悄然湮没，但他心底的无私坦荡、家国情怀，历史会铭记，人民会铭记，祖国会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