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眼馋处，便是出发时。

同事中有甘肃籍人士，赐我老家寄来的定西火锅土豆宽粉一盒，回家拆开，盒子不大，内容却丰富，全部下锅，略加蔬菜、午餐肉，煮而食之，居然惊艳，且最惊艳的是宽将及二指的土豆粉。有韧劲，弹牙，却又能吸味，只恨太少，不够解馋。

去年曾往甘肃一游，知道当地土豆品质优良，淀粉含量丰富，到朋友家里吃饭，进门后先捧出一盘煮土豆垫肚子，皮破肉绽，枚枚“开花”，配一大碗滚油浇过的紫皮大蒜末蘸食，我得说，这是平生吃过最辣的大蒜，辣到怀疑人生。但土豆真是好，又面又香，难怪能制作出色的土豆粉来。

贵州人也吃土豆粉，但不及苕粉遍处皆是且流行日久。

贵州苕粉，有细长条，也有宽约一指的，且不像土豆粉雪白，多半色泽暗褐发灰，样貌平凡土气，不掩其乡野朴质之美，用来煮火锅最为常见，也可当小吃，冷热都宜，拌以酱油、醋、葱花、酸萝卜等物，淋上秘制辣椒油，呼噜呼噜擀进喉管，也是快事一桩。街头食客，多为女士，妆容入时，衣着光鲜者也不在少数。

今年春节后，疫情还未平复，朋友袁君从习水老家回来，带给我一大袋子苕粉，当晚便弄来吃辣火锅，劲道十足，久煮不烂，索性直接当饭，一家三口，人均两碗，真是过瘾。单独煮食的话，我有个简单的小诀窍，即除了常规的调料外，加一点点白糖，味道便大不同。

苕粉苕粉，顾名思义，红苕做的粉条也，贵州人也叫做饭薯，与番薯音近，显是讹称，却也不无道理。因这个重要的舶来食物，烂贱易种，产量不低，的确有功于庶民。旧时掺在饭里甚至直接当粮食吃是常态，易名饭薯，并无不妥。以之制粉，更是顺理成章。

苕字在《说文》里能找到，“苕，艸也。从艸，召声”。拿来命名番薯，应该是后起的用法。有些地方的方言里，“苕”还有着形容某人“傻”的意思，川渝一带说谁谁谁“瓜”，差不多是同一种修辞手法，但不必一定是骂人，有时也带着一点亲昵。

岳麓书社老总编辑钟叔河先生，湖南平江人，是我敬佩的出版界前辈，如没记错，他在某篇回忆文章中曾写到，自己老家的红薯粉质量上乘，本地穷而毗邻的江西两县富庶，于是质优者皆外销换钞票，留给自己吃的，反倒多是较次的云云。读来不免感慨，也印证了我的一个感觉，即贵州邻近的四川、广西之外，湖南人也热爱此味。

粉的制作，吾国由来久矣。观其偏旁，可知起始是用大米为主，番薯、洋芋，都是越洋渡海而来的南美洲农作物，中国人聪明能干，很快发现其亦可制粉，遂发扬光大，到处生根开花，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虽说始终不是什么能登大雅之堂的食物，但于城市陋巷小店、村镇集市临摊、平常百姓饭桌，时时能遇见，懂得吃土气十足的苕粉，大概有助于你理解为什么费孝通先生会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就是，“人和土之间存在着特有的亲缘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