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古城镇远县人民的好儿子 ——乔光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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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光鉴
他是不拿枪的战士，却冲锋在杀敌的前线，他们以自己的忠诚和信念，为了革命事业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写就了大写的人生。乔光鉴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乔光鉴，字孟渊，1908年出生于贵州山清水秀的文化古城一一镇远县。其父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是贵州有名的进步学者。1928年乔光鉴在贵阳读完高中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平大学政治系。当时的北大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他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共产主义研究会，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并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去。“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3个月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他参加了党领导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活动，奔赴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得到了一次革命实践的教育。
1932年7月，乔光鉴从北大毕业后，仍在北平以教书为业，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北平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4年到1937年，乔学鉴相继在武汉培文中学和第一女子中学教书。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经常向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讲苏俄、讲陕北的革命形势。“一二·九”运动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在北平建立(简称民先)。总部于次年迁到武汉，他加入了“民先”组织，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走入社会，深入工厂，宣传募捐，日夜奔忙。乔光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让其岳父知道后，老人郑重其事地问他：“光鉴，你是共产党吧?”他笑着回答:“您看我像不像?”老人有些不快，沉着脸说:“教书就教书，不要去搞那些事，搞不好要被杀头的。”他又回答:“我所做的，不是大家也都在做的事吗?再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难道爱国还有罪?只要有血性的中国人，就不能容忍鬼子们来瓜分咱们的中国。”乔光鉴说服了老人，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乔光鉴在抗战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党史专家李林介绍说：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乔光鉴回到贵州任湄潭中学校长，他聘请大批进步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师，并依靠他们去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发动学生利用假
期集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活动中，师生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骨干，湄中‘民先队’很快成立起来，发展队员40多人。他们以‘读书会’、‘新文字研究会’、‘青年抗日同盟’等不同的组织形式，领导全校的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发动学生订阅《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组织学习《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等；举办时事、学术报告会座谈会；出壁画、画报、黑板报；每逢场期上街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演出《一个游击队员》等文艺节目。
为了将来打游击作准备，乔光鉴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注意团结上层人物，经常邀请国民党湄潭县长、教育科长出席湄中的抗日救亡集会和观看演出，从他们那里借出枪支让湄中的学生进行军事演习，学习军事技术；组织群众为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寒衣、药物、写慰问信；鼓动群众参加八路军，把湄潭的抗日救亡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乔光鉴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党史专家李林介绍说：
“1938年2月，乔光鉴与贵州省工委秦天真接上组织关系，并由秦直接领导和分配工作，从此，乔光鉴的身影更是活跃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线上。他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了两支宣传队，一支继续留在湄潭县境内活动;一支由40多人组成的名为‘湄潭中学飞鹰步行团’，在他和教师顾诗灵带队下，每天步行60里，沿途还刷写标语，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风餐露宿，不辞辛劳，经过长途跋涉，到贵阳与这里的‘民先队’会师。
在贵阳期间，乔光鉴带领‘湄潭飞鹰步行团’与贵阳‘民先’、沙驼业余话剧社、筑光音乐会等群众团体联欢，开座谈会，交流开展救亡宣传活动的经验，互相鼓励。
‘湄潭飞鹰步行团’的活动在社会上震动大，影响深，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和恐惧，他们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法，进行阻挠和破坏，‘湄潭飞鹰步行团’被迫返回湄潭。接着国民党当局又以‘行动危险，诱惑青年学生’为由，撤去了乔光鉴湄潭中学校长的职务。”
据说，乔光鉴还当过国民党的县长，党史专家李林继续介绍说：
“1948年8月，乔光鉴任关岭县县长。由于党组织撤离贵州，乔光鉴与党失去联系，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仍利用县长的职务，支持和掩护党的地下活动。他将参加过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的甘泉等进步青年起用为教育科长等职，让他们利用合法身份开展反蒋活动。
甘泉当了沙云乡的乡长后，利用自己的职务组织了一支武装，乔光鉴曾批给他们两箱手榴弹和11支步枪。这支武装于1949年3月参加了党领导的‘郎岱三・三暴动’。暴动失败后，国民党贵州省政府通缉暴动的领导人，并令郎岱、关岭两县政府将参与暴动人员缉拿归案。乔光鉴对省政府指令表面上积极执行，以追捕为名，带着县保警队到了沙云乡政府后，不避危险只身前去甘泉等人家中，通知他们赶紧躲避。接着又到永宁镇，找到被国民党登报通缉为‘攻打郎岱县城的土匪头子’的聂吉甫，将省政府的通缉令给聂看，叫他躲避一下，然后乔光鉴回电省主席谷正伦:‘通缉人员在逃，正在追捕中’，使关岭的反蒋武装免遭一场大难。”
乔光鉴还非常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的政策来减轻人民的负担，打击地主豪绅。1949年初，国民党为了收买人心，提出“清田均赋”、“二五减租”，乔光鉴就采取了假戏真做的办法。召集全县的区、乡长开会，要他们一定要执行，否则将严惩。然后他亲率一批政府属员下去督促检査，逐乡逐保清查田产，核实田赋，对大粮户课以重税。有
的历年不纳地租田税的大粮户也不得不交纳赋税。乔光鉴在当地被人们冠以“乔扁担”的称号。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有个屠户姓滕，卖肉总是短斤少两，常与顾客争执不休，甚至凌辱行凶。一天乔光鉴路过肉市，见滕与顾客争吵，正要行凶动武，旁人越劝他越逞凶。乔光鉴问明情况后极为气愤，当场操起扁担将滕打了50下屁股，以儆效尤，人心大快，乔光鉴因此而得名。
1949年11月，就在我解放大军进逼贵州，准备解放贵阳之际，一辆国民党囚车悄悄驶入贵州西部重镇盘县县城国民党的杀人刑场，车上一名脚带铁镣，面容消瘦，身着呢子长大衣的中年男子就是中共地党下党员乔光鉴。年仅41岁的乔光鉴，由于特务密告，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政治要犯”秘密杀害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