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韦兰的谈话进行了1小时50分钟左右，我问了十多个问题，她问了二十多个问题。
当然，她的问题大多不是问我，而是问自己。
当方法遇见现实
对话前，韦兰让我帮忙多带一支笔。
“这几天一直在学习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边学边抄。刚用完一支笔，所以请你帮我带一支，怕之后不够用。”她抱歉地说。
2008年就进入公安系统的韦兰，现在是安顺市镇宁自治县公安局白马湖派出所的教导员。善思考、爱提问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比如我们一直强调提高社会治理效能，对我们基层民警来说，能做什么？怎样提高？这些内容不断地和我们的实践碰撞，让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去创新。总书记讲人民公安为人民，我们必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说。
“过程中难度在哪里呢？”我问。
“难度在……”她顿了一下，“有时候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吧。”
“比如说？”
“比如之前我们遇到性侵类案子。犯罪嫌疑人虽然被依法处置，但要怎么样要来安慰这个受害者？在什么样的场合说合适？面对她我要说些什么？我想了很久，真的找不到好的方法。因为这件事已经对她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说。
“这种情况也许只能靠时间了吧……”我说。
“肯定不行的！这时候，光是公安的力量是不够的。我希望各个单位要联动起来，比如公安牵头，和司法、妇联部门等形成合力，共同来帮助、关心她们，这样效果会更好。”
寻路 为迷失的未成年人
媒体上报道最多的，是韦兰“警察妈妈”的称呼以及播撒爱心的事迹。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韦兰的牵头下，白马湖派出所成立了一支由50多名民警、辅警组成的青年服务队，积极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累计长期救助困难群众125人，这其中，很多都是未成年人。
但在对话中，韦兰更多地是为未成年人的迷失感到焦虑。
“从2018年到派出所带班后，就遇到了很多未成年人。有的是受家庭影响，惯偷；有的为了寻求刺激也去偷东西；有的受电影电视剧影响，去混社会。社会要发展，肯定一代要比一代强才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怎样劝导这部分未成年人呢？”我问。
“要分门别类。我们曾经劝导过一名易地扶贫搬迁到县城的女孩，她刚到城市时，很兴奋，想追求刺激，抽烟喝酒染发，也不学习。她父母向我们求助，我们劝导了5、6次，并结合她的需要来提供帮助。现在她在一所职业学校学酒店管理，成绩还不错。”
“但屡教不改怎么办呢？”我问。
“还是要心理疏导吧。所以我倡导各单位能够联动起来，发挥所长，共同来帮助这些未成年人。”她说。
愧疚的“警察妈妈”
韦兰刚进入公安系统时，被分在了刑侦。
期间，面对冰冷的尸体和各类流血事件，受过专业训练的她从没感到害怕，“是大伙儿都竖大拇指的刑警”。
但在2015年进入派出所当民警后，她却遇到了瓶颈。
“打交道的对象从案件变成了群众。刑侦工作是有一套严格的程序和流程，必须严谨，工作时我都很少讲话。但后来到了派出所我得不停地说话，同时还得仔细地听群众说什么，大脑高速运转，分析群众的诉求是什么。”
白马湖派出所管辖人口大约10万人，且人员流动性较大，无论是社区管理、治安隐患排查，还是矛盾纠纷调解都较为复杂。
三年来，她协助办理刑事案件42起、行政案件426起，参与办理治安案件750余起、调解纠纷497起。
成绩的代价是家庭的牺牲。
“很少有时间陪女儿，她叫我‘不靠谱妈妈’。”她无奈地说。
“你承不承认？”我问。
“我承认的。其实大家叫我‘警察妈妈’让我感到很愧疚。因为我觉得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照顾好，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但是每当看见那些留守儿童，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我虽然没有太多时间照顾我女儿，但至少她们能时常能看见我，感受到我的爱。但这些留守儿童不一样，他们是感受不到父母的爱的。所以，我也乐于去扮演‘警察妈妈’的角色，尽力去关照到他们。”她说
谈到即将召开的二十大，韦兰也分享了自己的期许。
“党的二十大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能当选党代表，我感觉压力很大，但动力满满。希望二十大后，社会能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我们也将在自己的岗位上苦干实干，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