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十一年（1733），鉴于各省府州县学已难以承担培育人才的重任，皇上谕旨各省总督、巡抚于其驻节之地建立省会书院，这是清代正式建立省级学府的标志。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雍正十三年（1735），贵州巡抚元展成在清初各督抚重修、扩建阳明书院基础上，又在原址重修贵山书院（今贵山街），增建学舍五十间，购买经史子集各类书籍一千余卷，又设置学田作为生员膏火来源，贵山书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乾嘉时期执掌书院有名的“贵山三先生”，又使书院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峰。所称“贵山三先生”即贵州乡贤安平（今平坝区）人陈法、麻哈（今麻江县）人艾茂和外省人福建福清（今福清市）张甄陶，均为贵山书院山长并配享贵阳阳明祠。除了“贵山三先生”，对贵山书院贡献较大的还有乡贤何泌和翟翔时。
现在的贵山书院
乾隆元年（1736）发布上谕明确指出“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要求生员“立品勤学”，“足备朝廷任使，不负教育之意”，还说仅攻科举学业为末务，借文章成名不是教育本意。实际上书院逐渐演变成“官学”的一部分，已不是原来的自由讲学、互相切磋的学术机构了。凡书院院长，又谕令要“督抚学臣，悉心采访，不必拘本省邻省，亦不论已仕未仕”，“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推荐上奏谕准。地方官员也常到书院讲课，甚至由官府出面考生员，称之为“官课”。可见当时省会书院规格之高。
张甄陶是乾隆准云贵总督刘藻之请，以云南五华书院山长为贵山书院山长。乾隆二十八年(1763)6月，刘藻从云南调任贵州巡抚，“因贵州文风稍逊”，二十九年（1764）擢云贵总督后向乾隆上书：“滇省五华书院山长张甄陶，自主讲席以来，迄今五载，实能尽心训迪，著有成效，请令为贵山书院山长。俟满六年，抚臣就近考核，或照例奏请议叙，或送部引见示奖，临期再请酌办。”当时虽然规定由学臣对书院院长实行三年考核，六年议叙，但执行得并不认真，“乃自降旨以来。各督抚并未见有遵旨”。乾隆藉刘藻的奏折，再次谕令督抚对书院院长“均以六年为满，秉公考察，分别核办。庶于劝学程功，均有实济”。
云南五华书院
不过张甄陶的聘任，还是遇到了一点波折。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贵州巡抚方世俊派人去云南接张甄陶，到了贵阳以后，却接到谕旨说张甄陶丁艰（居丧）虽将服阙（指守丧期满除服），不宜延聘。因为正是前一年，谕令凡丁忧在籍官员，不得聘为书院院长。方世俊连忙上奏，说张甄陶在云南闻讣丁忧是二十八年（1763）九月初二，至三十年（1765）十二月初二已经服阙，而且诸生“踊跃赴学”，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替换，张甄陶又不是现任官员，又受到士子欢迎，希望能准张甄陶留黔仍主讲席。乾隆批“知道了”。这样，张甄陶才正式接替安平陈法主讲贵山书院。
张甄陶（1713——1780）字希周，号惕庵，福建福清人，受业于桐城派大师方苞。乾隆十年（1745）钱维城榜二甲十五名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十五年（1750）署理广东香山县事。“权摄不及一期，而德政在人者甚夥。至今言本邑循吏，咸乐道之”。十六年（1751）任鹤山知县，兼署新会县事，在陶鲁故宅创建冈州书院。十八年（1753）任高要知县。十九年（1754）任揭阳知县，建“升平人瑞”百岁坊。因母亲亡故，张甄陶扶柩自揭阳徙步而回福建，被视为“仁人孝子”。史载张甄陶“所至修堤圩，弛蛋户蠔蚬之禁，增建书院、社仓，平反冤案，为政务无怫逆於民”。丁忧服阙后，起授云南昆明知县。后因得罪上司，借口“以驿务懈弛革职”。遂主持云南五华书院，尽心训迪，训课有方，注经解百余卷。尹壮图、钱沣皆其弟子。钱沣，字南园，是乾隆时期著名的清官，曾破获山东巡抚国泰贪污大案，“以直声震海内”。他由京返滇，途经贵阳，一定要去拜见恩师张甄陶。
张甄陶获准执掌贵山书院后，“其大旨以正心术为本，以多闻见为资，以明礼达用为宗，以济人利物为效”。贵州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曾祖周履衢，字云五，“受业其门，多所承授”，感到其教学“重经济，崇实学，不沾沾于文艺”。张甄陶的教学思想，大概与他的广东仕宦经历有关。他署理香山县事时，澳门已为葡萄牙所据。针对澳门司法管辖问题，张甄陶指出，在国人与夷人之间发生刑事案件，中国官府总是尽力惩治中国的犯罪者，而一旦发生夷人伤害中国人的事件，“夷目”对于夷人总是千方百计袒护和包庇。他提出“小事用夷法，勿与深求。大案执国法，断无轻纵。”也就是说，夷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可由“夷目”自行结案。一旦涉及刑事案件，无论是国人和夷人之间，还是国人之间或者夷人之间，应统统由中国官府审理。当时，虽然设立了广州府海防同知，职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是葡人尽力抵制，另一方面是中方各衙门事权不统一。张甄陶提议要求澳门同知事权统一，稽查出入珠江的洋船，可惜提议未被采纳。张甄陶撰写了《制驭澳夷论》 《澳门形势论》，他目光犀利，对澳门问题看得比较清楚，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建议。他仕宦广东期间，在“论渔户私盐状”中，奏称“前人苦心调剂，因地制宜，将沿海各埠印卖盐票，名曰干标，相沿已久……其实乃两利俱存”。清代官盐比私盐贵，渔民大都买私盐腌浸，造成官盐积压。粤东一些地方官便采取发干标的办法，渔民花一点钱买干标作为已买官盐之符券，加上买私盐的费用，仍然比买官盐便宜，官府也有收入，“两利俱存”。所以张甄陶上奏不要随便加以禁止。他还放宽对疍户在近海滩涂蠔埕、蚶田的限制。反映出张甄陶看问题视野较宽，处理问题讲究实际，注重民生。在广东时还撰写了《学实政录》，“见其书者，咸曰：‘循吏之言也’”。
清代澳门
张甄陶主持贵山书院十一年，“实能尽心训迪，卓有成效”，虽然不是仅攻举业，不过三次乡试，书院肆业诸生中式正榜25名，副榜3名。“成就者甚众，边隅文风大盛，名震滇黔两省”。乾隆三十七年(1772)贵州巡抚李湖奏称，张甄陶“年满克著成效。请照五华书院掌教孙见龙例。议叙八品职衔”。吏部议准，谕旨从之。总督刘藻疏荐，诏加国子监司业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题奏礼部叙议的只有贵山书院张甄陶、紫阳书院廖鸿章、沈德潜、彭启丰，敷文书院齐如南和岳麓书院罗典、欧阳厚均。
张甄陶著《四书翼注论文》
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张甄陶病归福州，主讲鳌峰书院4年，终年68岁。其一生著述宏富，有《正学堂经解》《周易传义拾遗》《尚书蔡传拾遗》《诗经朱传拾遗》《礼记陈氏集说删补》《春秋三传注说》《四书翼注论文》《杜诗评注集成》《松翠堂文集》《惕庵杂录》《学政实录》等传世。
鳌峰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