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拿下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起了众多考古和历史学界专家的关注。动静记者专访了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历史学研究员范同寿。

范同寿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成果显示，早在汉晋时期，贵州已经开始与中原、沿海地区乃至海外地区产生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大松山墓群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进程的生动例证。

记者：当得知这个公共墓地时间跨度为1400年，年代从两晋到明代，您的第一判断是什么？

范同寿：在已知的贵州发掘的考古遗址中，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是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时间跨度从两晋直至明朝（266—1644），将近1400年。获知这一信息后，第一感觉是震惊。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就是“贵州要出大事了”，又要振聋发聩了。因为如同这样的考古发现，在全国考古史上极为罕见，而在贵州却借助经济建设的契机，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被发现，并进行了规范系统的发掘，获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果，一举拿下了“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美誉。

各时期墓葬形制

第二感觉是惊喜。大松山考古所出土的文物极度丰富，从2192座墓葬中共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这些出土物几乎涵盖了黔中地区将近一个半世纪人们的生活、商贸、信仰到丧葬等方方面面，集中展现出这一时期贵州大地的生产、生活的社会变迁与历史的进步。这对贵州的史学研究有着难以评估的重大价值。作为一个毕生致力于贵州史研究的学人，不能不为之激动。

坟坝顶墓群出土玻璃制品（明）

坟坝顶墓群出土戒指（明）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这次考古发现对贵州历史的补充有什么价值？

范同寿：我所说的贵州有一段“模糊的中世纪”，是借助西方对历史时期划分的用语，来表达贵州在明清以前的漫长封建时代，因历史文献匮乏，难以清晰揭示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事实正是这样，秦汉以后的文献，记载或从侧面记载贵州的高原的文献，主要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人常璩编写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而之后关于贵州的记述，多为只言片语，极为简略，令我们研究贵州史的人非常头疼。宋代以后，贵州开始编纂地方志。有了贵州人写贵州事，本可以将贵州历史脉络相对准确地记述下来。遗憾的是，宋代、元代编写的十几部地方志都已散佚，不能为我们提供研究依据。如今我们能见到的最早一部记载贵州历史的志书是《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而那已经是15世纪中叶了。

大松山考古的发掘成果，从考古学的角度弥补了从两晋到明前期贵州历史文献匮缺的空白，有助于我省史学界摆脱研究无所依据的困扰，推动贵州史研究的深入，让我们有可能更清晰地勾勒出黔中地区历史发展的全貌。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历史文献挖掘的深入，相信贵州古代的历史面貌一定会走出“模糊”，变得越来越清晰。

大松山考古不仅只是一次普通的文化遗址发掘，更是一项了不起而又卓有成效的文化工程。它对贵州各族干部群众进一步了解自己足下的这片土地，增强文化自信，建立文化自觉，必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本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包含了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亚甚至阿拉伯地区的文化元素，您怎么看待这些发现？

范同寿：我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通道贵州”这一概念，也曾组织一批学者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但当时研究的依据多是历史文献，因而有较大的局限性。大松山的考古成果不仅证明了通道贵州的存在，并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视野。

以往我们论及贵州通道地位时，往往着眼于贵州在西南地区的独特区位优势。而大松山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包含了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东南亚甚至阿拉伯地区的文化元素，说明历史上的贵州，尽管受地形地貌的制约，但因其通道地位的存在，并不是完全闭塞的。

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较多的资料展示贵州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境外交往与交流的景况，但大松山考古成果已足以说明，千山万壑并不能阻止历史上贵州人与外界的交往。从先秦至两汉、魏晋，再到明清，无数的历史事实与考研发掘成果证明，居住在山地高原的贵州各族人民，一直蕴含着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现在看来，我们对历史上贵州这片土地高度闭塞的判断，应该有一种新的解读。

记者：大松山考古让您想起了国内哪些考古和发现？

范同寿：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省境内发现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批史前文化遗址，如黔西观音洞、水城硝灰洞、盘县大洞等。这些考古发现，不仅证明了贵州有着悠远的史前辉煌，更显示出贵州高原是一方充满着神奇的土地。当世界上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的时候，贵州高原已经充满勃勃生机，成了古人类的乐园。

两晋南朝器物

其次联想到的是位于四川省广汉市的三星堆古遗址，该遗址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与大松山遗址相比，三星堆遗址的规模及内容虽然突出，但两者不宜做简单的类比。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区，大松山遗址在突出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更具有山地高原的民族气息，更能展示两种管理制度并存下的民族地区，历史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同样也能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上在黔中地区的存在。

唐代器物

再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遗址。该遗址虽然只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但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联想到马王堆遗址的原因在于，夜郎文化是贵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古夜郎国也是贵州历史上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但迄今我们对这个立国二百余年的古国，连它的一座王墓都要没有发现，夜郎王印也杳无踪影。这不能说不是贵州历史挖掘工作的一种遗憾。

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是一项需要不断推进，不可中断的系统工程。要了解当代贵州，就必须了解贵州的历史与文化，这是我们的时代使命。贵州考古人和历史研究者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未来的道路还很漫长，还需要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