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西汉学者戴圣编撰的儒家经典《礼记》，其中的《少仪》篇，记载了一段古人送礼的规范程序。曰：“以乘壶酒、束修、一犬赐人”，则“陈酒执修以将命”。又曰：“犬则执緤(xiè)，守犬、田犬则授摈者。既受，乃问犬名。”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以四壶酒、十块腌制的肉干和一条狗送人时，酒和狗需要先放在门外，送礼者只拿着肉干进门通报。假如礼物是守犬或田犬，则必须要牵着拴狗的绳子，并且把狗交给负责接待的管家，管家还要询问和登记狗的名字。除了规范的礼仪，这段史料同时还透露出一个信息，至少在汉代，古人就已经把狗的用途进行了分类。一是供人庖厨食用的“肉犬”，二是守御宅舍、看家护院的“守犬”，三是王公贵族田猎时使用的“田犬”，即猎犬。

汉代陶狗，毕节市博物馆藏

古人讲究“事死如事生”，因此在贵州汉墓的随葬俑群中，陶质犬俑也会偶有出现。1987年3月，毕节毛纺织厂基建工程时，发掘出一座东汉早期的墓葬，出土的动物俑有陶马、陶狗、陶鸡等。其中陶狗现藏毕节市博物馆，通高22厘米，身长32厘米。这只小狗尽管张着嘴，面部模糊，但整体形象呆萌温顺，尾部虽然残损，但能看出上扬摇尾状。双耳垂贴头部，十分惹人疼爱。尽管有些于心不忍，但笔者猜测这只小狗大概率属古人庖厨食用的“肉犬”一类。其实在一些古代墓葬中，我们经常能发现装在炊食器里破碎的狗骨头，说明这些狗是被古人食用过的。如河北藁（gǎo）城台西遗址的商代墓葬群，一些陶罐里就残存狗骨，并且墓主人多为低等贵族或平民。换句话说，狗肉在当时就是货真价实的大众食品。我们今天的“狗肉帐”和“狗肉朋友”等俗语，也均来源汉高祖刘邦当年任泗水亭长时，经常去光顾樊哙开的狗肉店，并且赖账不给钱的典故。

汉代陶狗的侧面照与正面照

黔西南州博物馆同样藏有一件陶狗，出土于兴仁县交乐6号汉墓。此狗呈站姿，体形健壮，残长35厘米，残高33.5厘米，腹径43厘米，后腿长11.7厘米。虽然四足断裂，残损严重，但仍能感到粗壮有力。双目专注有神，瞪着眼睛，直视前方。短尾卷曲，紧贴后背，似高度警戒。貌凶面恶，呲牙咧嘴，好似正狂吠不止，守卫6号墓主人的陵寝不受侵犯。嘴部残存红色彩绘，可以想见其原始状态下之血盆大口。最为特别之处，是颈部和腋下拴有系带，带上饰圈纹，于后背部有力的交叉打结，形成两个叠加的十字形扣结。给人的第一感觉，此狗“狼性”十足，一放开便会扑上去撕咬。因其面貌狰狞，太过凶猛，曾长时间被错误地认为是镇墓兽。此“恶狗”当为典籍里记载的“守犬”。

汉代陶狗，黔西南州博物馆藏，兴仁县交乐6号汉墓出土

貌凶面恶

贵州除上述两馆，省博物馆也藏有一件汉代陶狗，1972年出土于黔西县罗布垮12号墓。陶狗通高24.7厘米，通长29.5厘米，呈立姿，头部高昂，嘴巴大张，双耳斜立，露出牙齿，双睛圆睁，四肢粗大且异常夸张。颈部和腋下同样拴有系带，但系带较之兴仁出土的感觉宽大且宽松许多，面部表情姿态平静自然，十分传神。12号墓长3.8米，宽 1.5米，高 1.48米，属东汉时期长方形券顶石室墓，随葬品置于墓室的前部。而这只陶狗的出土位置显得非常特别，其“一个人”孤零零的位于众多随葬品的东侧，好似在守护这批地下宝藏。从其出土位置分析，无疑亦属“守犬”。

汉代陶狗，贵州省博物馆藏，黔西县罗布夸12号墓出土

黔西县罗布夸12号墓平面图（陶狗出土位置图）

相对“守则有威”的守犬，田犬更需要的是“出则有获”，因此需要一个轻捷灵动、线条流畅且相对纤细的身体，但田犬疾行狩猎时之“运动”状态，工艺难度相对较大，因此反映在实际的考古发掘过程中，就是出土也较少，贵州汉墓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用于田猎的田犬。汉代陶狗作为陪葬的动物俑，在一些大的帝王陵、贵族墓葬中，主要使用统一的模具进行加工生产，特点是写实，制造速度快，造型惟妙惟肖，形态差别不大。但贵州这几只陶狗应该是采用单件手工捏制而成，特别是黔西南州博物馆馆藏的那件，造型夸张变形，通过工匠的妙手捏制，着力刻画出其头部张口呲牙之“凶相”，借以吓退地下的妖魔鬼怪，以保护墓室的安宁。按照典籍记载，古代的守犬和田犬是有名字的，今后朋友们到博物馆去参观这些陶狗时，完全可以根据不同的特点，发挥想象力，给它们起个好听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