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用兵如神，巧妙指挥中央红军在黔北的赤水河之间，忽南忽北，声东击西，在滇、黔、川、桂等各路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中迂回穿插，成功摆脱遭受敌人重兵围追堵截的局面，最终实现北上会师的战略目标，此即红军长征历史上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四渡赤水相关研究文章很多，大多从红军视角。今天，针对红军的四渡赤水，蒋介石当时致“前敌将军”们的多封电文已经公布，红军在赤水河上奋勇穿行之际，他的所思、所想、所感、所为，又何如呢？
蒋介石
1935年1月29日，中央红军陆续从习水土城和赤水元厚渡口一带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界西进，此为一渡赤水。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日本公使馆武官铃木美通中将，据铃木对日本新联社记者称，今日会见，双方应“彼此互让”，才系“中日关系调整之唯一手段”，此即蒋先生所谓的“攘外”。两天后蒋介石开始继续“安内”，为巩固加强西南防务，任命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西南剿匪第一路司令”。不久又改“追剿总司令”何健（湖南省主席）为“第一路”，龙云为“第二路”，辖吴奇伟（中央军）、周浑元（中央军）、孙渡（滇军）、王家烈（黔军）四个纵队和潘文华（川军）12个旅，原何健的“前敌总指挥”薛岳改任“第二路前敌总指挥”。此时蒋先生“信心满满”，在1月31日致坐镇贵阳的薛岳秘密电文中，其谈到，“黔北之匪，不日即可肃清”。同时，“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已经着手考虑善后了。其电文云：“黔省清乡善后事宜，由兄负责。”不过，此电蒋介石重点并非善后，其又“画龙点睛”云：“粤桂军不必入黔，中（指蒋自己）已经转商伯南（陈济棠字），而兄也可向桂婉劝，其在都匀、独山等部队，不必再行北进”。蒋介石的意思，红军已离黔境，西渡赤水入川，贵州已然在国民党掌控之中，此时作为蒋中央嫡系的薛岳重点不是“防”红军，而是要“防”粤（陈济棠）桂（白崇禧）两军“趁火打劫”，以免夺取国民党在贵州的“胜利果实”。红军一渡赤水，战斗才拉开序幕，蒋先生就“胜利在望”，此乃骄兵傲卒也。“果实”还没到手，就开始提防军阀们“分赃”，此乃“兔死狗烹，未始即终”也。
薛岳
2月初，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在九江庐山的牯岭过大年，祈祷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牯岭的好风景，加上“匪，情迫其窜入川西蛮地，陷于绝境”，让其“精神稍安”，心情大好。5日，蒋介石“高瞻远瞩”，电令薛岳，“贵州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为黔川与黔湘两路，对湘需筑至洪江或晃县，对川需筑至重庆或綦江，由其负责主持，限本年9月以前完成。”同时，蒋介石又电浙江省建设厅长曾养甫，“请保荐一、二人往黔省，督筑贵州至湖南公路。”上世纪二十年代未，周西成主政时期，贵州曾经修建几条公路，但未能跨出省。因此蒋介石认为，各省地方军阀在军事行动上不听指挥、游移不定、貌合神离，系源于交通不畅。这是其电令薛岳“贵州修筑公路乃其当前第一要务”的原因。只是蒋介石固然“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但追根溯源，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之间见利忘义、离心离德，恐怕才是军阀们在“围剿”红军问题上推诿扯皮的主要原因。
2月7日，蒋介石又电薛岳，“我驻贵阳、贵定各部队，应秘密布置防范，以防万一，桂态难测也。王家烈部主力最好令其与中央部队一路前进，使其离黔追剿。与其任务，暂不返黔。但不可稍露行迹，免其恐惧”。这封电文是加密的绝密电文，在2007年台湾“国史馆”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文物》书稿中才予以首次公布，估计当初如果桂系白崇禧、黔军王家烈知晓，怕是要气个半死。17日，蒋介石再电薛岳，“粤桂入黔之野心尤炙，应积极防备，以免叵测。望多积粮秣为要。”当时民间就有“滇黔两只羊，粤桂恶如狼”的俗语，蒋介石“追剿”红军之际，一方面忌惮防备粤桂，一方面又要假借红军之手，消灭黔军王家烈，以图谋贵州，此有“两面三刀”之嫌也。
王家烈
2月中旬，针对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被吸引到川滇黔交界，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秘密从昭通威信县扎西一带回师东进，从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二渡赤水。面对王家烈“一手大烟枪，一手汉阳造”的“双枪兵”，红军势如破竹，月底再次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等地，王家烈丧师失地，损失8个团，向金沙方向逃窜。在遵义城外红花岗、老鸦山两个高地，面对前来增援的吴奇伟第一纵队，经过一番艰苦之恶战，击溃其韩汉英五十九师和唐云山九十三师，吴奇伟沿公路向贵阳回窜。红一军团“宜将剩勇追穷寇”，一直追到乌江边，吴奇伟炸断公路浮桥，仓皇南逃过江，其江北残部全部被俘。遵义一役，红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俘敌3000多人，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士气受到极大鼓舞。
吴奇伟
3月初，蒋介石飞抵重庆。4日，又电薛岳，“近日若有王家烈部溃兵到贵阳，亦不许其入城，……凡无令溃退之兵，一律缴械，并照连坐法惩处可也。”同日，为打击对红军紧追不舍的周浑元纵队，中革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次日，朱德、毛泽东发布《前敌司令部关于消灭(周浑元部)肖致平、谢溥福两师的部署》。3月中旬，鉴于周浑元部奉令坚守不出，红军发起的鲁班场攻坚战也未获成功，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向西进入川南。此时蒋介石的电文又至，电文中蒋介石对手下这些将军们“痛心疾首”，称周浑元放弃茅台，致使“共军得以逃逸”，又说，“如任赤匪如此过去，是我军以后不能见人。……此非剿匪，乃为纵匪也。”电文中的蒋介石，已经被中央红军的三渡赤水彻底搞晕，完全没有月余前信心满满的“胜利在望”了，其云：“此次用兵以来，未见有如此次失败之甚也。”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三渡赤水，国民党军各部再次被调到赤水河西岸，中央红军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便在三渡后仅四、五日，于3月21日夜，突然闪电行动，四渡赤水，再次把国民党重兵抛在赤水河西。如约而至，蒋介石的电文也来了，其严厉责问第一纵队司令吴奇伟，为什么不派别动队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侦查，最“离谱”的是红军二渡和四渡路线相同，让蒋大觉颜面扫地。其在电文中怒斥吴奇伟，“共军竟全部渡河而未被察觉，何延误至此？”又云，“若不确实痛改，恐全军官兵为兄等葬身于川黔之间，能不寒心？”大有“恨铁不成钢”之意。话分两头，在红军四渡赤水面前“一塌糊涂”的吴奇伟，人生却有一个完美的结局。1949年5月，其在粤东通电与蒋介石政权决裂，宣布起义，受到毛主席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吴奇伟任全国政协委员，病逝后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